- 人权观察及其他三个人权团体（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宪法权利中心和开放社会研究所）入禀美国联邦法院，挑战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与法官、一名联合国人权专家以及三个巴勒斯坦人权团体的制裁。
- 制裁制度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行政命令妨害全球严重国际犯罪被害人寻求正义的权利，并阻碍公民社会合作打击有罪免责。
- 人权团体表示，相关制裁措施公然非法打击国际司法，应被撤销。团体主张，相关制裁措施侵犯各团体的言论、结社与宗教自由等宪法权利，并违反美国法律和美国的国际法义务。
（纽约）－四个人权团体于2026年8月11日入禀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指控特朗普政府非法制裁与国际刑事法院有关或协助其工作的个人和组织，并将相关人士或其他支持者列为刑事罪犯。这件诉讼挑战特朗普总统于2025年2月6日签发的行政命令，该命令授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官，以及其他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伸张正义的人士。
本案原告即美国友谊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宪法权利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人权观察，及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隶属于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表示，前述制裁措施公然非法打击国际司法，应被撤销。原告团体主张，相关制裁措施迫使他们缩减广泛的人权与法律工作，违反各团体受到美国宪法第一和第五修正案以及《宗教自由恢复法》（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所保障的权利。诉讼并主张，相关制裁措施逾越总统权力，建立在缺乏事实基础的虚假 “国家紧急状态”之上。
“众多重要的人权与人道组织联合挑战特朗普的非法行政命令，足见这项行政命令广泛伤害到致力向严重犯罪加害人追究责任的公民社会团体，” 弗利霍格律师事务所（Foley Hoag LLP）首席律师安德鲁・洛文斯坦（Andrew Loewenstein）说。“原告提诉的目的是结束这套制裁制度，因为它逾越了总统权限，并违反国际法与美国法律，包括言论自由与宗教自由等权利的保障。”
国际刑事法院在全球发动了18项调查，包括阿富汗、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亚、菲律宾、达尔富尔（苏丹）和乌克兰。其中一件巴勒斯坦调查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在加沙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巴勒斯坦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原告团体表示，削弱国际刑事法院将使幸存者求助无门，更难寻求正义和争取关注。
“美国政府攻击国际刑事法院、惩罚为严重人权侵害寻求正义者的措施，所造成的伤害远超过面临制裁的个人和团体。它是对所有战争罪行与种族灭绝受难者与幸存者的侮辱，” 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秘书长乔伊斯・阿杰隆尼（Joyce Ajlouny）说。“这项行政命令企图威胁人权捍卫者，阻止良有良知的人士为他人的权利与尊严发声。我们加入这件诉讼，因为当追求正义被当成犯罪，我们拒绝保持沉默。”
这些制裁措施是特朗普政府为打压支持巴勒斯坦人权的自由言论、抗议与倡导行动所采取的众多行动之一。迄今，特朗普政府利用这项行政命令制裁了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和八名法官、联合国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以及三个主要的巴勒斯坦人权团体。
2026年7月13日，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宣布将升级 “拆解国际刑事法院”行动，包括增加使用制裁措施，并施压成员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美国政府声称国际刑事法院对原本不受究责的美国人进行调查，是对美国主权的威胁，但美国人在海外犯罪本来就可能被犯罪发生地的外国法院起诉，这是确立已久的国际法原则。
“多年来，我代表许多权势犯罪的被害人争取正义，终于等到国际刑事法院展开急需但迟来的调查。特朗普政府却以非常手段回应，不仅拒绝巴勒斯坦人和美国酷刑被害人得到平等的司法救济权，还把他们和他们的律师、倡议人士和伴侣视为罪犯加以惩罚，” 宪法权利中心资深法务及国际刑事法院案件被害人代理律师凯瑟琳・盖拉格（Katherine Gallagher）说。“所有国际犯罪的受害者——从苏丹、乌克兰到巴勒斯坦、阿富汗——都需要而且应当拥有一个不偏不倚、强有力的国际刑事法院，能够无惧又无私地履行使命，终结有罪免责。”
被制裁的个人和巴勒斯坦人权团体遭到冻结或关闭银行帐户、拒绝金融交易、禁用网上服务、以及旅行禁令。美国组织（包括本案原告）若向被制裁的个人或实体提供服务，可能面临20年以下监禁及高额罚金。
制裁措施禁止四个原告团体继续进行或开展相关活动，包括以法律顾问身分代表战争罪被害人、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法律及政策意见，以及与被制裁的巴勒斯坦人权团体合作，诸如开展诉讼、协调倡议行动、研究人权侵害或提供人道援助。美国政府的行政命令严重损害了原告与他人（包括被制裁的巴勒斯坦人权团体）合作的能力，从而损害了原告保护人权、促进正义伸张的能力。
这些制裁措施的严重影响远不止于美国国内。迫于美国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的主导地位，以及失去美国银行系统使用权的风险，非美国的银行和其他不受美国司法管辖的实体也不敢提供相关服务。
“这些制裁措施打击法治、法官与检察官的独立性、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公民社会，”开放社会司法倡议计划（Open Society Justice Initiative）执行长詹姆斯・戈德斯顿（James Goldston）说。 “它们背弃了美国推动国际正义的历史领导地位，更羞辱了全球各地严重犯罪的被害人与幸存者，后者依赖国际刑事法院作为最后的司法途径。”
2025年，纽约州和缅因州联邦法院认定这项行政命令违反第一修正案，并暂时或永久停止执行相关案件对原告的制裁措施。自2025年2月的行政命令发布以来，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主席团、欧洲联盟、联合国专家、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民社会组织和国际刑事法院均强烈抗议美国政府阻挠国际刑事法院工作的行为。
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常设国际法院，专门审理个人被控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及侵略罪的案件。国际社会在1990年代中期卢旺达及前南斯拉夫种族灭绝事件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以防止严重犯罪加害人（包括各国高阶官员）逃脱司法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不能取代各国司法机关追究犯罪的责任，唯有当各国政府不能或不愿启动真正的国内司法程序时才能采取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对缔约国国民及在缔约国境内犯下严重犯罪者（无论其国籍为何）拥有管辖权。近三分之二的联合国会员国已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我们把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是为了阻止他们攻击国际司法和公民空间，而公民空间对于持续维护全球各地人权不可或缺，” 人权观察国际司法部主任伊莉莎白・艾文森（Liz Evenson）说。“各国政府应该挺身而出，保护国际刑事法院及透过国际刑事法院寻求正义人士，确保任何人均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原告诉讼代理人为弗利霍格律师事务所（Foley Hoag LL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