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很少公开自揭疮疤。因此上个月中国官方媒体对一名高级警官因行为不俭遭严重指控的报导可视为一个不祥预兆：中共办案人员表示，被羁押一年多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涉嫌违反党纪，包括“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因此必须被开除党职和公职。前述指控的用词暗示，还有更多官员——也许在政府担任更高职位——未来可能因为这项阴谋指控而落入圈套。
就在孙力军被调查的消息见报前几天，前司法部长傅政华也遭到逮捕。尚不确知傅、孙两人是否属于同一“团伙”，但出事的还不只他们。据中共自己宣布，今年2月迄今已处分超过17万官员，其中被秘密关押（留置）者近3千人，目的是“整顿”全国政法队伍。中国的政法系统平时迫害他人，现在他们自己也难逃同样的迫害。
这项整顿行动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的一系列全国打压的最新一步。 2012年，习近平开始推动反腐败，2018年他又发动扫黑除恶，包括贩毒、赌博和其他黑帮犯罪。这两项打压行动都是为了肃清中国腐败丛生的官僚体系，同时抬高习近平的正当性，消灭其党内对手并镇压异议人士。中国当局声称当前的整顿行动是针对政法系统内部的腐败因素，包括官员收贿后以保外就医名义释放有良好关系的罪犯。但实际上，这项行动也企图扭曲法律，使之成为习近平施展个人权力的工具。
刀口向内
习近平整顿行动的核心是一种秘密拘押制度。多年以来，这种制度被称为“双规”，意指“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接受审问，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实施单位。根据人权观察在2016年所做的调查，通过访谈受害者及其家属、检视法庭纪录及其他官方文件得知，遭到“双规”的人会被关押在秘密处所长达数月，中间不得联系律师或家属。他们遭受到肉体和心理的折磨，包括殴打、单独关押、长时间剥夺睡眠、曝露于高热或酷寒、不给足够食物饮水以及威胁伤害其家属。法律上，中国禁止使用直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但实际上，法官很少排除这类非法证据，特别是在“双规”的情况之下。人权观察发现，法院从未以“双规”审讯人员不当取供为由将任何一名犯罪嫌疑人无罪开释。
2018年，中国政府将“双规”改称“留置”，意即“停留安置”，同时创建了一个新的反贪“超级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来监督执行。“留置”较其前身具有更加严格的程序，包括拘押的时间限制，但与“双规”不同的是，新制度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群，不再只限于党员干部。任何被视为执掌公权力的人都可被处以“留置”，包含公立学校老师在内。在将“双规”法规化、制度化的同时，这种原本没有法律依据的党内拘押制度突然摇身一变，成为让中共当局可以牢牢凌驾法律之上的制度。
过去三年来，“留置”期间受虐的报导已陆续浮现。 2018年5月，福建省某中共官员的司机在“留置”期间死亡。他的“脸已经扭曲掉···胸口已经塌进去了，”他的家属在看过遗体后接受中国报刊《财新》访问时这么说。另一案件中，一名叫杨猛的官员在庭审时证称被办案人员罚坐“老虎椅”——审问时限制嫌疑人四肢活动的用具——每天18小时、连续5个月，双眼被涂抹清凉油，头顶24小时强光照射。杨猛目前听力受损、视力微弱，还留下其他肢体伤残。但根据他的辩护律师表示，2020年9月开庭审理该案的法院，至今拒绝下令对他的伤势进行医学鉴定，不允许律师调阅侦讯期间的音像纪录，也不同意排除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
在这次整顿行动期间，“留置”成为对付政法系统成员的武器。中共已将它变成一把朝向内部的“尖刀”，根据官方宣传，这是为了“刮骨疗毒”。其目的是营造恐惧感，并借此确保绝对忠诚和默从党的要求。最讽刺的是对孙力军和傅政华等官员的迫害，完全复制他们以往对人权律师、公民社会和其他中共假想敌的镇压手段。曾受他们迫害的人包括王全璋，这位人权律师被拘押施以酷刑长达三年，直到2019年以莫须有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前一年曾有记者询问时任司法部长的傅政华，为何王全璋被失踪这么长时间。傅政华答覆说，“中国是有法治的国家。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都受到依法保障。”由于中国的刑事定罪率高达百分之99.9，不知道傅政华今天还会不会说同样的话。
以法制民（Rule by law）
中共将此次整顿行动类比于毛泽东在80年前发动的整风运动。以“拯救”包括国民党特务和党内托洛斯基派等“失足者”的名义，毛泽东在1942到1945年之间以一场残酷的恐怖整肃将政敌赶尽杀绝。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广泛使用酷刑，包括殴打和假处决；在这次整肃中遭到肉体消灭的人不计其数。尽管——或正因为——大批的人员遭牵连受罪，该运动为毛泽东建立个人崇拜发挥了关键作用。
习近平的整顿行动相形之下没有那么血腥。但它的阴险之处部分在于他试图为其行动披上合法外衣：与毛泽东基本上自行决定延安整风的步调不同，习近平是借着司法系统的制度来推进这场运动，根据明文规定和证据法则来拘捕和惩罚官员。 （连现在“留置”期间使用的老虎椅都是由一些自诩尊重人权的企业负责组装打造。）
然而在其核心，习近平的这项行动是对法律概念本身的恶意曲解。毛泽东死后，中国政府参考部分自由主义政治理念重建了司法体系，法学家艾华（Eva Pils）曾就此作出纪录。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带有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罗尔斯（John Rawls）传下的法律观点，将法律视为对专断权力的制约——这种主张对于刚刚见识过毛泽东时代创伤的人们颇具说服力。这种观点与中共的威权主义有所杆格，但一度占有话语权，部分原因是有一批中国律师不断施压政府，要求政府落实对自由主义法治的承诺。
习近平逆转了这个进程。当今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些法律学者都是反对自由主义的。艾华指出，有些学者甚至受到纳粹哲学家卡尔．许米特（Carl Schmitt）影响，其思想流派是“为任意使用权力辩护”，并视法律为“因现存政治秩序有敌人存在而合理”。
习近平对政法系统的整肃，正在促使中国更加坚定地背离自由主义法治原则。今年11月，公安部发布了新版警察誓词，原本警员入职时就必须宣誓“对党忠诚”，现在又加上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以及“捍卫政治安全”。更有说明意味的是，这份新誓词去掉了旧版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句子。这样的修订，据公安部说明，是为了确保警察部队“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习近平同志⋯⋯保持高度一致”。换言之，执法机关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中国人民的安全与保障，而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效忠。
随着习近平不断加强对中国政治体系的掌控，他正在磨砺他的压迫工具，确保只有他一人能够指挥自如。正如过往的反腐败和扫黑除恶行动，习近平这次整顿政法系统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消灭潜在对手。但这种做法同时也是在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扭曲中国整个司法体制，确保全社会都必须服膺和屈从，就像孙力军和傅政华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