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很少公開自揭瘡疤。因此上個月中國官方媒體對一名高級警官因行為不儉遭嚴重指控的報導可視為一個不祥預兆：中共辦案人員表示，被羈押一年多的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涉嫌違反黨紀，包括「成伙作勢控制要害部門」，因此必須被開除黨職和公職。前述指控的用詞暗示，還有更多官員——也許在政府擔任更高職位——未來可能因為這項陰謀指控而落入圈套。
就在孫力軍被調查的消息見報前幾天，前司法部長傅政華也遭到逮捕。尚不確知傅、孫兩人是否屬於同一「團伙」，但出事的還不只他們。據中共自己宣布，今年2月迄今已處分超過17萬官員，其中被秘密關押（留置）者近3千人，目的是「整頓」全國政法隊伍。中國的政法系統平時迫害他人，現在他們自己也難逃同樣的迫害。
這項整頓行動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動的一系列全國打壓的最新一步。2012年，習近平開始推動反腐敗，2018年他又發動掃黑除惡，包括販毒、賭博和其他黑幫犯罪。這兩項打壓行動都是為了肅清中國腐敗叢生的官僚體系，同時抬高習近平的正當性，消滅其黨內對手並鎮壓異議人士。中國當局聲稱當前的整頓行動是針對政法系統內部的腐敗因素，包括官員收賄後以保外就醫名義釋放有良好關係的罪犯。但實際上，這項行動也企圖扭曲法律，使之成為習近平施展個人權力的工具。
刀口向內
習近平整頓行動的核心是一種秘密拘押制度。多年以來，這種制度被稱為「雙規」，意指「在規定的地點、規定的時間」接受審問，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為實施單位。根據人權觀察在2016年所做的調查，通過訪談受害者及其家屬、檢視法庭紀錄及其他官方文件得知，遭到「雙規」的人會被關押在秘密處所長達數月，中間不得聯繫律師或家屬。他們遭受到肉體和心理的折磨，包括毆打、單獨關押、長時間剝奪睡眠、曝露於高熱或酷寒、不給足夠食物飲水以及威脅傷害其家屬。法律上，中國禁止使用直接通過刑訊逼供取得的證據。但實際上，法官很少排除這類非法證據，特別是在「雙規」的情況之下。人權觀察發現，法院從未以「雙規」審訊人員不當取供為由將任何一名犯罪嫌疑人無罪開釋。
2018年，中國政府將「雙規」改稱「留置」，意即「停留安置」，同時創建了一個新的反貪「超級機構」國家監察委員會來監督執行。「留置」較其前身具有更加嚴格的程序，包括拘押的時間限制，但與「雙規」不同的是，新制度適用於更廣泛的人群，不再只限於黨員幹部。任何被視為執掌公權力的人都可被處以「留置」，包含公立學校老師在內。在將「雙規」法規化、制度化的同時，這種原本沒有法律依據的黨內拘押制度突然搖身一變，成為讓中共當局可以牢牢凌駕法律之上的制度。
過去三年來，「留置」期間受虐的報導已陸續浮現。2018年5月，福建省某中共官員的司機在「留置」期間死亡。他的「臉已經扭曲掉···胸口已經塌進去了，」他的家屬在看過遺體後接受中國報刊《財新》訪問時這麼說。另一案件中，一名叫楊猛的官員在庭審時證稱被辦案人員罰坐「老虎椅」——審問時限制嫌疑人四肢活動的用具——每天18小時、連續5個月，雙眼被塗抹清涼油，頭頂24小時強光照射。楊猛目前聽力受損、視力微弱，還留下其他肢體傷殘。但根據他的辯護律師表示，2020年9月開庭審理該案的法院，至今拒絕下令對他的傷勢進行醫學鑑定，不允許律師調閱偵訊期間的音像紀錄，也不同意排除刑訊逼供取得的證據。
在這次整頓行動期間，「留置」成為對付政法系統成員的武器。中共已將它變成一把朝向內部的「尖刀」，根據官方宣傳，這是為了「刮骨療毒」。其目的是營造恐懼感，並藉此確保絕對忠誠和默從黨的要求。最諷刺的是對孫力軍和傅政華等官員的迫害，完全複製他們以往對人權律師、公民社會和其他中共假想敵的鎮壓手段。曾受他們迫害的人包括王全璋，這位人權律師被拘押施以酷刑長達三年，直到2019年以莫須有的「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前一年曾有記者詢問時任司法部長的傅政華，為何王全璋被失蹤這麼長時間。傅政華答覆說，「中國是有法治的國家。每個人的自由和人權都受到依法保障。」由於中國的刑事定罪率高達百分之99.9，不知道傅政華今天還會不會說同樣的話。
以法制民（Rule by law）
中共將此次整頓行動類比於毛澤東在80年前發動的整風運動。以「拯救」包括國民黨特務和黨內托洛斯基派等「失足者」的名義，毛澤東在1942到1945年之間以一場殘酷的恐怖整肅將政敵趕盡殺絕。所謂的「延安整風」運動廣泛使用酷刑，包括毆打和假處決；在這次整肅中遭到肉體消滅的人不計其數。儘管——或正因為——大批的人員遭牽連受罪，該運動為毛澤東建立個人崇拜發揮了關鍵作用。
習近平的整頓行動相形之下沒有那麼血腥。但它的陰險之處部分在於他試圖為其行動披上合法外衣：與毛澤東基本上自行決定延安整風的步調不同，習近平是藉著司法系統的制度來推進這場運動，根據明文規定和證據法則來拘捕和懲罰官員。（連現在「留置」期間使用的老虎椅都是由一些自詡尊重人權的企業負責組裝打造。）
然而在其核心，習近平的這項行動是對法律概念本身的惡意曲解。毛澤東死後，中國政府參考部分自由主義政治理念重建了司法體系，法學家艾華（Eva Pils）曾就此作出紀錄。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帶有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羅爾斯（John Rawls）傳下的法律觀點，將法律視為對專斷權力的制約——這種主張對於剛剛見識過毛澤東時代創傷的人們頗具說服力。這種觀點與中共的威權主義有所杆格，但一度佔有話語權，部分原因是有一批中國律師不斷施壓政府，要求政府落實對自由主義法治的承諾。
習近平逆轉了這個進程。當今在中國影響力最大的一些法律學者都是反對自由主義的。艾華指出，有些學者甚至受到納粹哲學家卡爾．許米特（Carl Schmitt）影響，其思想流派是「為任意使用權力辯護」，並視法律為「因現存政治秩序有敵人存在而合理」。
習近平對政法系統的整肅，正在促使中國更加堅定地背離自由主義法治原則。今年11月，公安部發布了新版警察誓詞，原本警員入職時就必須宣誓「對黨忠誠」，現在又加上要「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以及「捍衛政治安全」。更有說明意味的是，這份新誓詞去掉了舊版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句子。這樣的修訂，據公安部說明，是為了確保警察部隊「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習近平同志⋯⋯保持高度一致」。換言之，執法機關的首要目標不再是中國人民的安全與保障，而是對中國領導人的個人效忠。
隨著習近平不斷加強對中國政治體系的掌控，他正在磨礪他的壓迫工具，確保只有他一人能夠指揮自如。正如過往的反腐敗和掃黑除惡行動，習近平這次整頓政法系統也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威，消滅潛在對手。但這種做法同時也是在按照他的個人意志扭曲中國整個司法體制，確保全社會都必須服膺和屈從，就像孫力軍和傅政華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