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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Xishiku Catholic Church, in Beijing, China, May 9, 2025. © 2025 Andy Wong/AP Photo
  • 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运动实施十年来,中国各地天主教徒面临意识形态控制紧缩、严密监控和旅行限制。
  • 2018年梵中主教任命协议帮助中国政府胁迫天主教社群加入官方教会。
  • 教廷及各国政府应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停止迫害天主教社群,尊重天主教和所有宗教信仰者的宗教自由。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正加强施压天主教地下教会信徒加入由国家控制的官方教会。近年来,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对全国约1,200万天主教徒的意识形态管制、监控和旅行限制。

习近平主席自十年前的2016年4月开始推动宗教“中国化”运动,要求宗教敬拜场所和教义传授必须反映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教廷和中国于2018年签订《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结束历时十年的中国主教任命争议,也助长了中国对天主教的镇压。

“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运动十年来,以及2018年梵中协议签订近八年来,中国天主教徒遭遇不断升级的打压,宗教自由饱受侵害,”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亚力坤・乌鲁尧勒说。“教宗良十四世应尽速检讨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并施压促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和恫吓地下教会、教职人员和信徒。”

中国政府不允许独立研究人员进入中国,并惩罚接受外国媒体或人权团体访谈的人士。人权观察在中国境外访问到九名对中国天主教处境有切身体验的人士,以及多名宗教自由和中国天主教议题专家。人权观察也检视了中国政府公开出版的官方档案和文章。

人权观察于2026年4月7日将研究成果摘要分别寄给中国政府和教廷征求评论。双方均未回应。

中国政府长期限制中国天主教徒的宗教自由,规定他们只能在政府管理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之下的官方教会从事敬拜活动。受影响最大者,是拒绝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效忠的地下天主教会。尽管宗教迫害在中国行之已久,但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掌权后更变本加厉。

根据2018年梵中协议,中国政府可以提名主教,教宗则拥有否决权,不过协议全文从未公开。这份协议经过三次延长,目前效力可达2028年10月,但前后两任教宗从未行使否决权,甚至坐视中国政府违反协议片面任命主教。教宗良十四世于2025年5月即位以来,对中国政府任命的五名主教同样照单全收

自2018年协议签订后,据媒体和研究机构报导,中国当局持续以任意拘押、强迫失踪、酷刑等手段逼迫天主教地下教会信徒加入爱国会,并软禁多名主教和神父。

受访者表示,2018年梵中协议为当局提供了向地下天主教徒施压的顶层架构。所属教堂被拆毁、十字架被移除、教会成员被威胁及逮捕的一名受访者认为,这份协议造成教徒们 “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官方教会。”另一人指出,随着长年受迫害的地下主教去世或被官方任命的主教取代,这份协议无疑是 “合法摧毁地下教堂的精巧武器”。

有些地下天主教徒表示,他们感觉遭到教廷背叛。曾访问数十名中国天主教徒的一位专家表示,尽管 “这些群体的成员早已习于被〔中国〕政府迫害”,但2018年之后, “他们觉得连梵蒂冈也在逼迫他们。”

一名旅居海外的神父表示, “许多地下主教年事已高,而他们〔指教廷和中国政府〕没有任命新的地下主教。这些社群可以依靠他们的神父再撑一段时间,但长期来说〔中国的〕地下天主教会将逐渐凋零。”

人权观察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加强了对官方教会的思想控制、监控,以及对宗教活动和境外联系的限制。

当局对神职人员进行密集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培训,有些地方多达每周两次。除了原本国家对宗教资料的管控之外,现在连神父讲道内容也必须经过相关当局审批。当局也限制在官方教会场所举行的宗教活动,例如大型宗教活动须事先申请、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教堂等等。另据可靠报导,当局还禁止在家中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全国性的宗教慈善活动。

2025年12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正式通过《关于规范管理天主教教职人员出国(境)证照收存的规定(试行)》,要求所有天主教教职人员将旅行证件上交相关部门,无论因公因私出境都必须得到国家批准。当局并限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宗教活动。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对天主教的人权侵害违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也侵犯包括宗教信仰、言论、结社和迁徙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

 “教廷和关切此事的各国政府应施压中国政府,要求它尊重中国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宗教自由,”乌鲁尧勒说。 “中国政府应停止迫害与恫吓所有坚持个人信仰和精神上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宗教信徒。”

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控制

中国政府只允许五种官方认可的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严密控制这些宗教的运作与活动,包括教职任命、财务和宗教院校申设。 2018年被并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负责管理全国宗教事务。

中国政府近年陆续颁布一系列加强管控宗教的规定,包括:《宗教事务条例》(2018年修订实施)、《宗教团体管理办法》(2020年)、《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2021年)、《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22年)以及《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2023年)。

中国天主教“中国化”

在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宣示要推动宗教“中国化”。自此以后,中国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便遭到更强烈的迫害与严密的思想管控。当局在全国各地拆毁数百座教堂或堂顶十字架,阻止信徒在非官方教会聚会,镇压基督教家庭教会和天主教地下教会,限制取得《圣经》,没收未经官方审批的宗教资料,并禁止下载《圣经》等宗教应用程式。

宗教中国化也代表严厉镇压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中国政府自2016年起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并导致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遭受危害人类罪行——的“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就包括处罚从事和平宗教活动的人士,包括仅仅持有《古兰经》数位诵读程式

镇压地下天主教会

尽管教廷官员于2018年称“中国化”可能与天主教教义“本地化”(以融合当地文化的方式体现天主教信仰)相容,但据多名受访者和其他长期研究梵中关系与习近平宗教政策的专家表示,对中国政府而言, “中国化”就是要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各种宗教信仰。

已于2024年离开中国的一名地下天主教会成员于1月表示:

这份〔2018年〕协议是中国共产党手中最精巧的武器,用来合法摧毁地下教会。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逮捕许多地下教会的神父和主教,跟他们说“梵蒂冈命令你们加入爱国会。”当前的现实迫使许多神父陷入两难困境:加入爱国会并背弃自己的信仰,或者拒绝加入而失去生计甚至坐牢。

两名遭受迫害的地下主教,张维柱和石洪祯,现已得到中国政府承认。另外两名,崔泰和马达钦,则遭逮捕软禁,并被政府指派的主教限制行使教职。苏志民(94岁)和邢文之(63岁)仍被强迫失踪;郭希锦邵祝敏仍被软禁。

天主教教职人员被拘留获释后,仍继续面临骚扰。一名受访者于1月表示,他认识的一位神父被禁止持有银行帐户、SIM卡和护照,因此“生计无着,连一两天的开销都难以维持。”

日益严密的思想管控

尽管中国当局数十年来持续对宗教教职人员进行政治或思想教育,但自2016年习近平号召 “中国化”以来,中国政府似乎又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要求。

多名受访者表示,近年来某些地方当局强制进行通常每周两次的培训。曾访问数十名中国教会成员的学者于2025年11月指出,这种培训是中国政府 “为消耗宗教人士精力⋯⋯而进行的官方针对措施”之一。

熟稔中国天主教现况的两名专家表示,除了原本国家对宗教出版品的控制之外,现在天主教神父还必须上交讲道内容供有关当局审批。

收紧思想管控也可见于2018年以后颁布的各项宗教法规和官方文件。 2023年12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发布推进天主教中国化的五年工作规划,呼吁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甚至教会艺术等方面发展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份工作规划完全没有引述教廷或 2018年协议,反而要求贯彻习近平有关 “中国化”的论述,光是 “中国化”一词就在全文出现73次。

2025年9月,中国当局发布《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禁止利用网络传播未经批准的宗教内容,从而实际上限制公众接触政府管控之外的宗教教义。

2025年1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发起名为“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的全国运动,据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孟青禄主教表示,这项运动旨在透过强制要求学习法律及习近平讲话,以推动天主教中国化与爱国思想。

加强监控和限制宗教活动

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增强对官方天主教会的监控。当局在一些教堂内部安装监视摄影机,以便监控教堂活动。

陕西省一名地下教会信徒于1月表示,他的教区根据梵中协议成为官方教会后,镇政府当局便将部分教堂服事时间改到不便时段,导致参与人数减少。另一位来自内蒙古的流亡地下天主教徒则表示,有些人开始举办假的结婚喜酒, “只为能聚在一起祈祷”,并且 “避开官方教堂内部的管控与密切监视”。

根据位于美国的宗教自由倡议组织对华援助协会报导,河南省部分官方教会自2023年开始要求信徒预先登记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参加礼拜,且申请内容须经当局审查。其他教会只有在宗教节日期间才实施这种限制,例如要求信徒必须预先登记才能参加圣诞节教会活动。

2023年离开中国的一名天主教徒谈到他所属会众被迫加入官方教会后的遭遇:

被迫加入官方教会后,我们的教会陷入恐慌,有些神父被强制离开本县。我们感到中国政府在签署协议后变得更加强硬。我们开始像做贼一样偷偷祷告,重要节日也不再聚会了。过去我们会在大家方便参加的时段做弥撒,现在却改到不合理的时段,搞得大家很难参加。

当局还取消我们的诗班演唱,把教堂门窗紧闭,不让外面看见里面祷告。现在小孩成长过程中不再有教堂祈祷或圣礼的记忆。教堂场地受到严格管制,我们不能带孩子进去,因为主教和神父都非常畏惧政府。在2023年逃离中国之前,我有段时间不再上教堂,以防政府监控。

当局日益限制全国各地儿童进入天主教堂,尤其在2018年《宗教事务条例》修订实施后,条文禁止在非宗教院校进行宗教活动,并规定设立宗教院校须由全国或省级宗教组织提出申请并经国家审批。政府对儿童参与宗教活动的限制,违反了中国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的应尽义务。 《儿童权利公约》保障儿童的宗教与思想自由,以及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

虽然《宗教事务条例》并未明文禁止儿童参与宗教活动,但地方当局似乎将条文解读为儿童不得进入宗教场所。一位曾访谈数十名天主教徒的中国学者表示,过去地方政府 “不会经常查核”儿童是否参加教堂服事。

然而,当局如今开始严格执行禁令。对陕西省现况有亲身了解的一名天主教徒于1月表示,此举 “是为了切断天主教社群的世代传承”。据对华援助协会报导,当局于2025年12月关闭了河南省许昌市的一间教堂,理由是该教堂 “违规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教堂演奏乐器”。

据称出自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中共高层负责领导统战工作的机构)的一份2025年9月内部文件,经人权观察检视,内容要求中国所有家长“不得组织⋯⋯在家中进行宗教教育,向子女灌输宗教思想”。同一文件并要求各级学校 “引导学生主动〔向相关部门〕举报有关情况”。

人权观察无法独立核实这份机密文件,就此致函中国政府亦未获回应。一名现居海外的前统战干部表示,禁止在家中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的措施始于2018年左右。在新疆,同样规定早在2005年便已实施。

另据可信报导,中国当局近年在全国各地查封孤儿院,特别是自2018年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限制个人或组织从事宗教性质的慈善活动以后。一位密切关注中国天主教徒处境的人士于3月表示, “过去十年间,[中国当局〕撤销了几乎所有〔天主教会下属〕社会福利机构的合法地位,包括孤儿院和身心障碍儿童康复中心。”

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委员会于2022年通过有关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指导方针,呼吁各国政府 “废除一切形式的机构收容”,包括针对身心障碍儿童的收容。然而,中国境内这类机构的关闭似乎是针对天主教背景的歧视措施,因为被关闭机构的儿童据报皆被转移至国营机构。

限制神职人员出差及海外联系

根据近期政府规定,中国当局严格管制神职人员与海外人士往来,包括出国旅行或与外国教会合作。

2025年12月,官方通过《关于规范管理天主教教职人员出国(境)证照收存的规定(试行)》,下令所有天主教教职人员,包括主教、司铎(神父)、执事和修女,都必须将出入境证件上交主管部门。教职人员唯有向有关部门申请并获得批准后,方可取回出入境证件,即使私人旅行亦同。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人民受国际法保障的出境权利施加越来越多的任意限制。

虽然当局长期以来均对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宗教活动施加各种限制,但202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把这些限制变成明文规定:“〔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不得⋯⋯擅自开展讲经、讲道或者举行集体宗教活动”,亦不得“制作或者销售宗教书刊、宗教音像制品、宗教电子出版物等宗教用品,散发宗教宣传品”。

一位中梵关系专家表示,与外国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敏感:“现在,宗教团体绝对不能跟外国教会或实体保持任何往来,因为这已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教廷乃至天主教会〔作为外国实体〕已成为〔迫害〕目标。”

相关国际人权法

中国政府对天主教徒的压迫牴触或违反了多项国际人权标准与国际人权法,包括被广泛公认为习惯人权法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以及中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条。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此种权利包括保有或采奉自择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私自以礼拜、戒律、躬行及讲授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28条、第29条以及中国亦为缔约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受教育的权利不允许对个人和团体建立和指导教育机构的自由加以干涉,只要这类机构中实行的教育符合国家可能订定的最低限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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