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马克龙力促欧洲成为有能力维护自身长期经济安全与竞争力的“真正地缘战略和经济强权”，以面对他所称的中国“商业海啸”来袭以及美国日益不可预测的局面。
但在他的愿景中还少了一样关键成分：人权。
欧洲有关中国“不公平竞争”的论辩，通常聚焦于国家补贴或产业政策问题。但中国的经济模式的另一基础是人权侵害，以致当局可以在最小反抗之下改造经济部门、胁制草根社区。
中国是唯一禁止成立独立工会的主要工业国家；任何人试图组织工人都可能遭到逮捕和监禁。在中国“户口登记”制度下，占全国劳动力逾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沦为二等国民，无法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农民工总数超过三亿人（多于欧盟各国劳工总数），却只能从事低工资且往往高危险的工作。在新疆，当局强迫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工人从事强迫劳动。
中国地方政府可以强征农村土地，驱逐农村居民，而且不经公共咨询、也没有实质法律约束就批准兴建大型基础设施。只要有人对这种行为发出不平之鸣，不论企业富豪还是失地农民，都得冒着被起诉和判处重刑的风险。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司法机关不是国家权力的制衡者，而是它的驯服工具。
经济发展并未如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柯林顿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说项时所预期的那样，促使中国走上政治自由化的道路。实际上，经济发展反而让一个日益高压统治的国家变得富裕、强大。中国的GDP约有百分之5用于“国内安全”，和国防开支不相上下。
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有能力挹注昂贵技术，包括人工智能驱动的大规模监控和互联网审查。这些系统有助确保包括劳工行动在内的地方抗争不可能发展成有组织的全国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尝试争取权益的工人只能孤军奋战，在政府面对毫无反抗之力。
有些西方人士以为，中国的经济成功部分来自于高度的工作伦理。但在中国，陷入剥削制度无法自拔的无力感导致许多人宁愿“躺平”、“摆烂”——默默拒绝自己被当成任人反覆收割牟利的“韭菜”。有些人公开自称 “最后一代”，不愿这种状况延续下去。
与其默许中国威权主义发展模式，欧洲各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将人权纳入经济和外交政策。欧洲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迈步，包括立法要求企业尽职调查和禁止强迫劳动。这些工具不应像法国和德国那样以“简化”之名加以削弱，而应强化以达成前述两项目标。
民主国家的政府也应援引国际劳工组织各公约、以及中国各项对外贸易协定中的劳工保障条款，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废除户口证记制度并允许独立自主的工会。与中国实体之间涉及人权侵害或监控的商业合作应被禁止。民主国家应更进一步重新思考如何将中国社会与环境成本纳入本国贸易政策之中。
除了贸易以外，抵制中国的跨国镇压同样十分重要。骚扰和操弄海外离散社区、干预西方各国学术自由、压迫海外抗争者的行为，不仅是人权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在中国被视为“体系竞争对手”的当下，维护学术独立有助强化欧洲的知识生态系统。
有些批评者认为，将人权纳入经济政策恐怕会引起报复，不利欧洲各国消费者。这种担忧可能在短期内是成立的。但另一种选择——接受关键基础设施使用监控技术或允许供应链上的强制措施——会导致更深远的长期风险：国家安全弱点，公信力流失，以及早已助长国内民粹主义的政治反弹。问题不在于是否要付出成本，而在于这些成本是在管理之中，或是在日后不可预期地承受。
多年来，欧洲各国把人权外交限制在低阶层双边对话和零星发表的关切声明，同时心知肚明，只要没有后果，中国政府根本不会认真看待。不重视人权的代价，如今显而易见。
有系统地将人权纳入从贸易、采购、移民到安全等各方面政策，不仅能提高欧洲的公信力，也将提升欧洲的安全，成为不稳定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