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斋月，当我端起热腾腾的扁豆汤和刚做好的维吾尔面条准备开斋时，我必须努力不去想那远在千里外、身陷黑狱的父亲，不去想他没法吃到什么东西，或他是否还记得这是一年当中他最喜爱的时光。
这个斋月距离我们父子上次一起开斋已整整十年。那年，我最后一次回到家乡——中国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就是中国当局犯下骇人暴行之地。后来，我选择为我父亲和其他人发声，而这个选择让我与家乡的亲人断了联系，甚至可能永别。
生长在一个保守的维吾尔家庭，我很小就开始守斋。求学时期的经验仍历历在目——我必须想尽办法对老师和同学隐瞒我在守斋、祈祷，以及我来自信仰虔诚的家庭。下课休息时，我会假装到店里买零食来吃，实际上偷偷扔掉。
活在中国政府的高压统治下，我从小就被迫钻研生存之道。我学会过着平行人生：表面逆来顺受，内心默默反抗。
从2016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实施严重人权侵犯，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留、不当监禁、大规模监控和强迫劳动——足以构成危害人类罪行。 2018年6月，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我和父亲买买提・牙合甫（Memet Yaqup）失去联系。后来我得知他被判刑16年——和数十万维吾尔人一样仅因身份即遭牢狱之灾——我的几位叔叔、堂表亲和其他亲属也被判处15年到无期徒刑不等。
以上情节都是广为人知的老生常谈。
世人没看见的是流离海外数十万维吾尔人的遭遇，比如我和我的母亲、妹妹和妻子，我们的人生都在这些年经历天翻地覆。在中国政府“严打行动”的高峰期，只要跟海外亲属联系就可能被抓走，当局更没收维吾尔人的护照，叫他们插翅难飞。
当我们从海外追问失踪家人下落时，中国公安会恐吓威胁我们——这种行为如今被认定为“跨国镇压“。有人甚至被迫为中国政府做宣传或搜集离散社群的资讯，因为当局利用他们的家人安全或多年分离后与家人重聚的渴望来威胁他们。
和其他海外维吾尔人一样，当我失去父亲音信的时间从几天延续到几个月乃至几年，我只能坐困愁城。直到他被捕两年后，我才得知他还在世；又过两年，才知道他被关进监牢。向我传达父亲判决讯息的人说，我应该感恩父亲能保住性命。他说：“很多人已经离我们而去。” 直到今天，我对自己58岁父亲坐牢的理由或健康状况仍一无所知。
2020年，我和同为维吾尔人的一生挚爱走上红毯，但我们无法获得双方家长的祝福。 2021年，我们的女儿努尔巴努出生。我在抖音贴出女儿的照片，希望家乡亲友（或许包括我妻子的父母）能看到并分享我们的喜悦，一同庆祝这件人生大事，就算他们在严密监控下不敢跟我们联系也好。结果，公安只因为我抱着婴儿的那张照片就拉了好几个人去审讯，查问是否有人跟我联系。
公安也封锁了我的抖音帐号。
现在，作为专门记录中国政府人权侵犯的研究人员，我受到监控与恐吓的风险更高了。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恐怕会让我再也无法安全地联络任何至亲好友——包括我父亲若有朝一日获释也是如此。
2023年11月，我的两岁女儿因病不治。当我在车子后座抱着她冰冷的遗体，妻子和母亲坐在两旁，穿过雨中的伊斯坦布尔前往她的葬礼，我感到失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我父亲很可能从不知晓自己有过一个孙女，未来也不可能有机会与她相识。中国政府惩罚我父亲，只因为他是维吾尔人；他们也惩罚我，只因我拒绝假意服从而且胆敢批评中国政府。
即便如此，我仍固执地怀抱希望。总有一天，在我的家乡，我将回到2016年参加开斋节礼拜的那座清真寺遗址（当局于2019年拆除了它），再次和父亲并肩祈祷。我将告诉他有关努尔巴努的一切，以及她是多么像他。
因为我相信，我们必将存活。我们必将重建生活、重建我们的清真寺，并且再次繁荣兴盛，因为——暴政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