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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sque in Kumul, Xinjiang, China, during Eid Al-fitr prayer, July 2016. © 2016 Yalkun Uluyol/Human Rights Watch 

今年齋月,當我端起熱騰騰的扁豆湯和剛做好的維吾爾麵條準備開齋時,我必須努力不去想那遠在千里外、身陷黑獄的父親,不去想他沒法吃到什麼東西,或他是否還記得這是一年當中他最喜愛的時光。

這個齋月距離我們父子上次一起開齋已整整十年。那年,我最後一次回到家鄉——中國西北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也就是中國當局犯下駭人暴行之地。後來,我選擇為我父親和其他人發聲,而這個選擇讓我與家鄉的親人斷了聯繫,甚至可能永別。

生長在一個保守的維吾爾家庭,我很小就開始守齋。求學時期的經驗仍歷歷在目——我必須想盡辦法對老師和同學隱瞞我在守齋、祈禱,以及我來自信仰虔誠的家庭。下課休息時,我會假裝到店裡買零食來吃,實際上偷偷扔掉。

活在中國政府的高壓統治下,我從小就被迫鑽研生存之道。我學會過著平行人生:表面逆來順受,內心默默反抗。

從2016年底開始,中國政府在新疆地區實施嚴重人權侵犯,包括大規模任意拘留不當監禁大規模監控強迫勞動——足以構成危害人類罪行。2018年6月,我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我和父親買買提・牙合甫(Memet Yaqup)失去聯繫。後來我得知他被判刑16年——和數十萬維吾爾人一樣僅因身份即遭牢獄之災——我的幾位叔叔、堂表親和其他親屬也被判處15年到無期徒刑不等。

以上情節都是廣為人知的老生常談。

世人沒看見的是流離海外數十萬維吾爾人的遭遇,比如我和我的母親、妹妹和妻子,我們的人生都在這些年經歷天翻地覆。在中國政府「嚴打行動」的高峰期,只要跟海外親屬聯繫就可能被抓走,當局更沒收維吾爾人的護照,叫他們插翅難飛。

當我們從海外追問失蹤家人下落時,中國公安會恐嚇威脅我們——這種行為如今被認定為「跨國鎮壓」。有人甚至被迫為中國政府做宣傳或蒐集離散社群的資訊,因為當局利用他們的家人安全或多年分離後與家人重聚的渴望來威脅他們。

和其他海外維吾爾人一樣,當我失去父親音信的時間從幾天延續到幾個月乃至幾年,我只能坐困愁城。直到他被捕兩年後,我才得知他還在世;又過兩年,才知道他被關進監牢。向我傳達父親判決訊息的人說,我應該感恩父親能保住性命。他說:「很多人已經離我們而去。」直到今天,我對自己58歲父親坐牢的理由或健康狀況仍一無所知。

2020年,我和同為維吾爾人的一生摯愛走上紅毯,但我們無法獲得雙方家長的祝福。2021年,我們的女兒努爾巴努出生。我在抖音貼出女兒的照片,希望家鄉親友(或許包括我妻子的父母)能看到並分享我們的喜悅,一同慶祝這件人生大事,就算他們在嚴密監控下不敢跟我們聯繫也好。結果,公安只因為我抱著嬰兒的那張照片就拉了好幾個人去審訊,查問是否有人跟我聯繫。

公安也封鎖了我的抖音帳號。

現在,作為專門記錄中國政府人權侵犯的研究人員,我受到監控與恐嚇的風險更高了。中國政府的跨國鎮壓恐怕會讓我再也無法安全地聯絡任何至親好友——包括我父親若有朝一日獲釋也是如此。

2023年11月,我的兩歲女兒因病不治。當我在車子後座抱著她冰冷的遺體,妻子和母親坐在兩旁,穿過雨中的伊斯坦布爾前往她的葬禮,我感到失去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我父親很可能從不知曉自己有過一個孫女,未來也不可能有機會與她相識。中國政府懲罰我父親,只因為他是維吾爾人;他們也懲罰我,只因我拒絕假意服從而且膽敢批評中國政府。

即便如此,我仍固執地懷抱希望。總有一天,在我的家鄉,我將回到2016年參加開齋節禮拜的那座清真寺遺址(當局於2019年拆除了它),再次和父親並肩祈禱。我將告訴他有關努爾巴努的一切,以及她是多麼像他。

因為我相信,我們必將存活。我們必將重建生活、重建我們的清真寺,並且再次繁榮興盛,因為——暴政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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