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總統馬克龍力促歐洲成為有能力維護自身長期經濟安全與競爭力的「真正地緣戰略和經濟強權」，以面對他所稱的中國「商業海嘯」來襲以及美國日益不可預測的局面。
但在他的願景中還少了一樣關鍵成分：人權。
歐洲有關中國「不公平競爭」的論辯，通常聚焦於國家補貼或產業政策問題。但中國的經濟模式的另一基礎是人權侵害，以致當局可以在最小反抗之下改造經濟部門、脅制草根社區。
中國是唯一禁止成立獨立工會的主要工業國家；任何人試圖組織工人都可能遭到逮捕和監禁。在中國「戶口登記」制度下，佔全國勞動力逾三分之一的農民工淪為二等國民，無法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務。農民工總數超過三億人（多於歐盟各國勞工總數），卻只能從事低工資且往往高危險的工作。在新疆，當局強迫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工人從事強迫勞動。
中國地方政府可以強徵農村土地，驅逐農村居民，而且不經公共諮詢、也沒有實質法律約束就批准興建大型基礎設施。只要有人對這種行為發出不平之鳴，不論企業富豪還是失地農民，都得冒著被起訴和判處重刑的風險。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司法機關不是國家權力的制衡者，而是它的馴服工具。
經濟發展並未如2001年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說項時所預期的那樣，促使中國走上政治自由化的道路。實際上，經濟發展反而讓一個日益高壓統治的國家變得富裕、強大。中國的GDP約有百分之5用於「國內安全」，和國防開支不相上下。
正因如此，中國政府有能力挹注昂貴技術，包括人工智能驅動的大規模監控和互聯網審查。這些系統有助確保包括勞工行動在內的地方抗爭不可能發展成有組織的全國運動。在這種情況下，嘗試爭取權益的工人只能孤軍奮戰，在政府面對毫無反抗之力。
有些西方人士以為，中國的經濟成功部分來自於高度的工作倫理。但在中國，陷入剝削制度無法自拔的無力感導致許多人寧願「躺平」、「擺爛」——默默拒絕自己被當成任人反覆收割牟利的「韮菜」。有些人公開自稱「最後一代」，不願這種狀況延續下去。
與其默許中國威權主義發展模式，歐洲各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應該團結一致，將人權納入經濟和外交政策。歐洲已經開始朝這個方向邁步，包括立法要求企業盡職調查和禁止強迫勞動。這些工具不應像法國和德國那樣以「簡化」之名加以削弱，而應強化以達成前述兩項目標。
民主國家的政府也應援引國際勞工組織各公約、以及中國各項對外貿易協定中的勞工保障條款，施壓要求中國政府廢除戶口證記制度並允許獨立自主的工會。與中國實體之間涉及人權侵害或監控的商業合作應被禁止。民主國家應更進一步重新思考如何將中國社會與環境成本納入本國貿易政策之中。
除了貿易以外，抵制中國的跨國鎮壓同樣十分重要。騷擾和操弄海外離散社區、干預西方各國學術自由、壓迫海外抗爭者的行為，不僅是人權問題，也是國家安全問題。在中國被視為「體系競爭對手」的當下，維護學術獨立有助強化歐洲的知識生態系統。
有些批評者認為，將人權納入經濟政策恐怕會引起報復，不利歐洲各國消費者。這種擔憂可能在短期內是成立的。但另一種選擇——接受關鍵基礎設施使用監控技術或允許供應鏈上的強制措施——會導致更深遠的長期風險：國家安全弱點，公信力流失，以及早已助長國內民粹主義的政治反彈。問題不在於是否要付出成本，而在於這些成本是在管理之中，或是在日後不可預期地承受。
多年來，歐洲各國把人權外交限制在低階層雙邊對話和零星發表的關切聲明，同時心知肚明，只要沒有後果，中國政府根本不會認真看待。不重視人權的代價，如今顯而易見。
有系統地將人權納入從貿易、採購、移民到安全等各方面政策，不僅能提高歐洲的公信力，也將提升歐洲的安全，成為不穩定世界中的穩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