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权利是人权，不容讨价还价。
但严重侵犯女性权利的事例，在过去一年层出不穷。
伊朗政府镇压了抗议政府以法规限制女性衣着言行的妇女和少女。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剥夺了妇女和少女的基本权利，包括就学、就业和迁徙自由。美国许多州政府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英国政府将部分移民排除于消除对女性暴力公约的保护之外。部分哥斯达黎加政府官员试图将人工流产限于危及孕妇生命的情况。
由这些实例可见，不是只有威权主义的政府会侵犯女性权利——民主国家的女性也可能面临同样限制。但民主制度愈健全，女性愈有办法反抗。在法治强韧、制衡机制良好运作的国家，女性——和所有人一样——更能维护自己的权利。
当政府承认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女性便能发声抗议权利侵害。当司法独立、不偏倚，女性更易伸张正义。当劳工权利和受教育权利受到尊重，妇女和少女就能更快迈向平等。当女性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她们就有机会让支持女性自主权的候选人当选。
当所有监督制衡充分建立，女性便能期待在一个更公平的场域上促进女权。各种向行政部门课责的制度，也是民主政治健全的征兆。
正因如此，当我们看到女性权利倒退，便是一种警讯。全民仰赖的制衡机制可能出了问题或已经失灵，并且可能正在变成一个较不尊重人权、甚至威权主义的政府。
威胁最大的风险之一来自司法日益受到政治掌控。
波兰宪法法院受到政治干预，实际上禁止在波兰实施人工流产。现在，这个国家已堕落到采取起诉女性权利捍卫者、限制言论和结社自由等危及所有人的荒唐措施。
将近一年前，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联邦政府长久以来对人工流产的法律保障。雪上加霜的是，德州一名法官可能下令禁止全美各地销售一种普遍使用的安全堕胎药品，该药品自二十多年前即已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上市。在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女性不应担忧自己的权利可能仅因一纸法院裁定、一次议会表决或一项行政命令就突然丧失，而且政府其他部门无法介入补救。
在世界上某些地区，争取女性权利与反抗威权主义的关联更加显而易见。
在伊朗，玛莎・艾米尼（Mahsa Amini）被“道德警察”拘捕后死亡所引发的抗议显示，限制女性权利并非孤立现象。伊朗对女性权利的限制和对和平异议人士的残酷镇压，都是该国威权主义政府的明显特征。一个国家不论实施何种政府体制，若缺乏女性平等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潜力。
塔利班已将阿富汗带上一条危险道路——半数人口的生命、健康等核心权利遭到剥夺——从而将使整个社会承受难以复原的浩劫。
然而，即使面对如此压迫，希望总是存在。
国际人权法的兴起，为保护和扩大女性权利提供了有力工具。各地女性正在利用国际法推动改革。旨在促进和保护美洲人权的美洲人权体系有助促使各国负起防治家庭暴力的责任，进而推动拉丁美洲各国的法律改革。受到国际法影响，强暴终于被认定为战争罪和酷刑。国际人权法也有助于推动各国接受不同类型的家庭，从而将母职视为一种权利而非义务。
拉丁美洲以及爱尔兰等世界其他地区在人工流产方面取得的进展，也让我们知道改变是可能的。当哥伦比亚将怀孕24周以内的人工流产合法化，全球女性都为之欢欣鼓舞。近年来，墨西哥31个州已有11个州完成人工流产合法化。
人人都必须知道，当政府可以控制女性穿什么服装、去什么地方、要不要怀孕，就是威权主义蔓延的迹象。当政府能够对女性实施专断法律，代表它也能把同样的权力施加在任何异己身上，腐败和侵犯人权的体制便由此诞生。
女性对此再清楚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