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2年前当你首次代理人权案件时，就知道自己挚爱的女儿将受阻[不能上学]，你还会做吗？...我知道你会！”
同样的磨难，不只降临在王峭岭和李和平的身上。自从二十馀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2015年7月大抓捕中遭政府拘押以来，他们的伴侣、子女和其他家属便苦于不知亲人下落，不知他们受到什么对待，也不知他们何时──以及为何──可能被起诉。当局还强迫家属迁居，剥夺子女就学机会，阻止他们出国，并对他们严密监控。这种种极权手段似乎经过刻意设计，不仅惩罚在押人士，还牵连他们的家属，目的是吓阻其他人接手人权工作。
原珊珊，律师谢燕益之妻，未涉任何犯罪却被拘押三天。谢燕益的母亲在他被拘押期间过世，而她仅仅是想要求当局允许丈夫出席他母亲的丧礼。怀著身孕的原珊珊被关在警局侦讯室，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水，不能上厠所，还有二十多名警员围著她恐吓、斥责。
律师王全章2015年7月被警察带走后，他的银行卡被没收，妻子李文足陷入财务困难。警方向王全章的父母和姊姊施压，逼他们通过录像规劝王全章认罪。王全章全家都受到24小时监控。
连小小孩也成为政府的打击目标。北京律师李和平的6岁女儿被小学拒收，因为公安局不给她入学所需的居住证。当局还拒绝给她和她的15岁哥哥签发护照，说他们是“国安威胁”，不让他们出国。另一个例子是十六、七岁的包蒙蒙，在押律师王宇和包龙军的儿子，被阻止到澳大利亚上学。他逃到缅甸后被疑似中国特务抓回国内，然后被软禁在家至今。总计有六名律师子女被禁止出国，他们大多是想出国寻求教育机会，同时逃离在家中受到的骚扰。
中国当局还将迫迁当做一种战术。2016年7月，原珊珊和三名子女被迫迁出租赁房屋，因为她的房东受到警察威胁。迁入新居次日，她又遭新房东下逐客令，说有“来自当局的压力”。警察骚扰的对象不仅是在押律师的家属，还包括他们的代理律师的家属。律师任全牛代理被捕律师助理赵威的案件，他的妻子和两名稚龄子女也在7月被要求搬家。
本月稍早，天津法院对四名律师及维权人士判处重刑。这是对仍在押人士的首波审判，程序弄虚作假，显示家属们的苦难还看不到终点。
尽管压力排山倒海，家属们却没有选择沉默。几位律师太太勇气十足地团结在一起，针对丈夫横遭拘押，她们多次发声抗议，指责警方公然违法，并数度发表公开信要求放人。即便四人甫遭定罪，她们也不可能被吓退。
李文足向媒体表示，在这次镇压之前，她总是“担惊受怕又无能为力”。现在她觉得，“我可以做一个有用的人了，我就开始想可以为[其他受害者]做什么。...‘7・09’改变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