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真要打击贪腐、排除就学阻碍和放宽一胎化政策，他就必须对王光荣案做出回应。
37岁的王光荣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在2014年3月自杀，因为公立小学告诉他，必须缴清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罚款（俗称超生罚款）才让他的两个孩子入学。中国计生政策限制大多数民众只能生育一胎，少部分情况可生育两个孩子。王光荣生了四个孩子，要缴纳人民币2.25万元罚款──对早已债台高筑、疾病缠身的一个农民来说，这无异是天文数字。
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将松绑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可生育第二胎。尽管此一改革将使数百万夫妻受惠，但并未改变中国计生政策仍具强制性、暴虐性的事实。
计划生育部门通常将基本服务的供应──尤其是关乎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务保障的户口登记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挂勾。除非父母缴清超生罚款，或称“社会抚养费”，超生子女无法取得就学机会。有时，计生办还要求妇女必须安装避孕器或完成结扎才能为子女登记户口。
中国教育法规保障九年义务教育，其他各种社会服务也受到宪法保障。严格来说，并无任何正式政策将计划生育和户口捆绑起来。2014年4月，一名教师曾就教育与计生政策捆绑问题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但所有回复其询问的地方政府都否认这种政策存在。然而，最近的调查显示，全国仍有1,300万人没有户口，大部分都是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雪上加霜的是，违反计生政策还要承担高额罚款。仅在2012年，中国三分之二的省级政府就囊括了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如此大量的收入却去向不明──国家审计署于2013年12月坦承这些费用遭到基层政府“挪用、私分”。这些钱似乎大部分被用于支付计生干部的薪酬和福利，因而增加征收罚款的诱因。公安机关也借著户口管理权限收取回扣。在江西省一个经济困难县分，乡镇计生办每年付给公安机关一百多万人民币“带有赞助性质”的经费，换取公安拒绝让未缴清社会抚养费的超生婴儿登记户口。
王光荣案是官僚恶意刁难勒索造成的悲剧。习近平手中的权力足以解决这些问题。他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