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中国高官谈到死于自焚者是“无辜”的，你可能会以为这个政府真的关心他们。即使为自焚事件益发激烈频繁而高调批判流亡的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北京对死者的态度却相对较为温和。然而，仔细观察北京在西藏地区的政策因应，你将看到全然不同的景象。
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北京正在解决引起自焚的原因──如藏人对于宗教自由、独立或自治、以及达赖喇嘛回家的渴望。同样的，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自焚的藏人会得到任何补偿；而中国其他地方，为抗议迫迁或征地而自焚的人，有时是可以获得补偿。
中央政府目前对于西藏的策略是一清二楚的：监控、镇压一切异议。过去一年来，那怕只是谈论自焚事件，都可能遭到藏区当局以煽动罪名起诉。有些自焚者的家庭成员被断绝社会福利，藏人在藏区内旅行、互相联络或对外联系都受到严格限制。
更令人忧虑的是，根据我们最近研究发现，即使官员、国家财产或公共秩序并未面临组织性威胁，甚至连小规模威胁都不存在，中国政府却决定大幅扩建藏区的安全监控机器。虽然同样的系统也在全国范围实施，反映中国政府对全国人民均抱持怀疑的心态，而引起外界普遍担忧，但西藏所面临的待遇却更加严酷。
藏人的暴力行为仅仅是针对自身。如果西藏发生的是大规模犯罪或武装叛乱，北京的反应或许情有可原，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中国对藏政策最高官员俞正声在2月宣布，“网格化管理”系统将扩及全部藏区。官方媒体描述这种系统将改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或许没错，但这个系统显然也包括强大的监视功能，而且官员公开表示它将为“维稳”服务，犹如欧威尔笔下“老大哥”的翻版。
这个系统将建立一套新的基层行政体系，负有广泛采集社区居民个人信息、加以分类整理的任务，尤其是针对政治犯和去过印度流亡社区的人士。此外，中央政府还支持在藏区成立600多个新的警务站，以及由志愿者组成的“红袖标巡逻队”，尽管这个区域早已充斥大批安全部队。
这些警察使用电脑和摄像器材追踪个人活动，据我们所知还会侵入住宅搜查。中国法律并不允许志愿者执行这种工作，而且许多“网格”人员和巡逻队员都是中共党员。身为党员，他们必须公开宣誓反对提高自治等政治立场，使人怀疑他们在执行监控、搜查和拘捕时，遵循的是政治还是法律标准。
所有政府都有义务维护公共秩序，但不能因此过分牺牲人民表达意见或和平集会的权利。即使在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政府当局通常仍必须在法官面前证明提升监控措施的必要性。这些程序与保障在藏区几乎都不存在。
中国政府──和许多中国学者不同──似乎根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了解其少数民族政策已然全盘失败。虽然投入大量财政补助和基础建设，却没有事先取得关键的人民支持，其无法收买人心也就不足为奇。空前大规模的徙置计划，尤其是针对牧民，即使伪装成保护环境的行动，并且提供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仍然可能加深藏区的民怨。
北京极力诋毁达赖喇嘛的效果不大，反而让藏人更加离心离德。一厢情愿地要藏人接受北京乐见的生活方式──城镇化、货币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是注定失败的策略。推动“网格化管理”，足见北京打算蛮干到底而非改弦易辙。
执意拒绝承认藏人是一支企求且有权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而非叛乱者、罪犯或分离主义者──只会自食其果。如果北京希望阻止‘无辜的’藏人自焚，就必须改变策略、放松控制，而非继续一意孤行。只要存在希望，自我伤害的暴力行为就会自然消失。北京早该如此对待藏人，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