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人权观察今天指出，判决一位知名的喇嘛死刑就是中国政府滥用刑事诉讼以镇压藏区里藏人政治，文化，和宗教表达的事实。
在一份长达１０８页的报告中，人权观察描述一位极受景仰的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 (Tenzin Delek Rinpoche)，因一些未经证实的参与爆炸案的指控，而面临着死刑。事实上，对他的控诉正凸显出了持续加诸在中国的藏人身上的束缚。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地打击宗教性的影响力以便强化其非宗教性的权威和控制。
人权观察亚洲部资深研究员斯皮格尔 (Mickey Spiegel) 指出“尽管中国在法律改革方面大展言辞，但从丹增德勒的案件中显示出，只要是有关于西藏，中国政府仍然不能容忍未受控制性的政治和宗教活动。”
人权观察要求在一个遵循国际标准的新审判开审前，立即释放丹增德勒。
丹增德勒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号，即一个四川的县法庭判决他死刑之日。他的死刑已给予两年的死缓期，如果他在两年中，不违反任何缓刑的条规，他的死刑将减为无期徒刑。宣称为其共犯的洛桑顿珠 (Lobsang Dondrup)，已在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６日，二审法庭拒绝两人的上诉之后，即刻地处决了。２００４年２月４日，中国外交部告知一个在欧洲类似的部门，丹增德勒曾被监禁在一个位于大足县，离他家６００多公里，防备森严的川东３号监狱。
人权观察的报告，一个藏僧的审判：丹增德勒的案件，记载了政府官员在十多年来如何费尽心机地压抑丹增德勒。在报告中，人权观察也提供了新的信息，指出对丹增德勒的审判只是根据一些显然未经证实的爆炸案罪证。中国官方的消息源头在庭上宣称丹增德勒和洛桑顿珠是一连串发生在四川的爆炸案及煽动“分裂主义”的幕后人，后者为一个在官方看来，就是偏向独立的活动。
坚称此案牵连国家机密的中国官员拒绝将丹增德勒的审判在大众的审视下公开，或公布对他的起诉，裁决或任何指控他的罪证。他们也不让其家属聘请的律师在上诉庭审上替他辩护。
斯皮格尔表示“中国政府再次地利用国家机密的指控来压抑企图改进他们社区状况的西藏人。尽管丹增德勒遵循中国政府的法规，他仍在这个系统里惹上麻烦。正如他的一个同僚所说的，他们虽是制定法规的人，但也是违背法规的人。”
十多年来，丹增德勒为在四川藏区里贫穷的游牧藏人奋斗，他努力建设其社会，医疗，教育和宗教的机构。面对大肆地砍伐森林及采矿活动，他积极地从事维护该区域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其不失去平衡。而当地官员对这些作为的反应却是逐渐地限制他的权利。官员限制他四处走动，自由地与信徒会面，谈话以及躬行其宗教信仰的权利。至少曾有两次，于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０年，他为避免逮捕，而逃到附近的山区里躲藏。
对丹增德勒的制裁也同时针对了集结在这位受欢迎的喇嘛之下的，居住在雅江县 (Nyagchu)，丹增德勒家乡的居民。２００２年４月至２００３年１月间，警察质讯了约有６０名的藏区成员。因恐惧遭受苛刻的待遇和监禁，有１００名以上的居民逃离家园。
至少有６名丹增德勒的支持者被判入狱服刑；其中两名因与喇嘛的交往而遭受到严厉的徒刑。人权观察呼吁立即释放这两人，判七年徒刑的僧侣扎西彭措 (Tashi Phuntsog) 和判处五年徒刑的商人塔坡 (Taphel)。
斯皮格尔也说“这不是一个只关丹增德勒的事件，而是个关系整个藏区的事件。其实就像一张中国政府在全中国的藏区里，企图打击西藏文化和精神本质的快照－或者不如说这些举动像是一卷长放不完的录象带。”
这份报告包括了对４７名目击人的彻底采访，４７人中许多目前散布在世界各地但仍十分害怕中国政府对他们或他们在中国的家属进行报复。报告也特别报道一篇丹增德勒在２０００年面对逮捕时的录音文稿。在该录音带中，他解释了他在遥远藏村的工作及中国政府如何把他的努力描述成罪行。报告还包括了一份自由亚洲电台对判丹增德勒死刑的一个法官的采访文稿。
许多被采访的人士已努力地确保丹增德勒的逮捕和秘密审判的经过能为国际社会所知。其他的人也已不懈地支持他在九十年代建造机构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尤其是他阻止当地官员企图伐尽该区森林所获的胜利。
人权观察表示国际社会应利用与中国官员会谈的每个机会来提丹增德勒的案件，并且对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其对那些控诉他和他社区团体的官员进行质讯。
斯皮格尔还说“中国若真想加入国际社会的行列，中国官员必须停止把表达文化和宗教的活动当作是一种政治罪。释放丹增德勒和他的支持者是一个很好的起步。”
丹增德勒亲口之言
“我一直在一个国家内执行我的工作，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事的工作一直是团结人民，发展人民的福利，保护环境，促进人民的经济发展和提倡教育…他们把我所做的事都视成一种罪行。”
“最近我被国家宗教事务局和统一战线工作部传唤。他们告诉我‘你不能有十四世达赖喇嘛，少年班禅喇嘛或你自己的相片。’他们还说，‘这些相片愈放愈大，愈来愈大，你不能那么做，你不能持有喇嘛的名衔。’我告诉他们…我不需要喇嘛的名衔；也不需要僧人的名号，但我需要的是做人的权利。”
“出乎意外地，我接到一个来自公安部官员的电话，他命令我单独地上康定 (Dartsedo) 的警察局去，并且不可跟任何人提起…但是我并不想不告诉任何人就默默地只身到那儿去。他们可以就过来这儿逮捕我。他们可以用车顶上的扩音器公开宣布我的逮捕。他们可以带镣铐到我这里来。如果我真犯了什么罪，他们应该到这儿来这样地逮捕我。我不会让任何人抗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