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成团体帮助遭遇困难的人，曾经是香港人可以放心大胆去做的事情。现在不行了。
9月3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维持五名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未申请注册违反《社团条例》的定罪。而这不过是香港政府把殖民时期法例变成武器、拿来打压公民社会组织的最新事例。
612人道支援基金于2019年透过公众捐款成立，用于向在反送中运动中受伤或被捕人士提供医疗、心理辅导和法律等费用，直到2021年停止运作。翌年，五名基金信托人——包括枢机主教陈日君、大律师吴霭仪和歌手何韵诗——被以未申请注册社团罪名裁罚港币4,000元。此外，他们也涉嫌违反当时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下“勾结外国势力”罪而被捕，此案仍在调查中。
612基金案的上诉判决对香港民间组织造成深远人权影响。 《社团条例》对“社团”的定义极为宽泛，几乎可以套用于任何非正式团体。民间团体若想合法运作，就必须向警察提供个人资料并严格履行报告资料更改的义务，从而容许当局监察日常公民活动。然而，上诉庭却认定这些限制并未对结社自由带来“极为严苛的负担”。
《社团条例》为英国殖民政府于1911年制定，主要用来规管黑社会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和公民社会团体长期批评《社团条例》措辞模糊且适用范围过宽。
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的近三十年当中，香港当局开始逐渐频繁引用《社团条例》对付民主派团体。当局曾以《社团条例》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起诉工会领袖以及施压导致民间人权阵线解散。还有其他殖民时期法例，例如煽动罪和《公安条例》，也被转而用来打压公民社会。
虽然中国政府于2020年强行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仍是香港当局对付异议人士的最强大武器，但612基金案显示，香港当局也选择性地执行其他法例来限制结社自由权、惩罚倡议行为，以及将日常公民活动置于警方严密监控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