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回到新疆哈密老家是在2016年6月，当时我只是个海外留学的维吾尔青年。我当时不知道那将是我最后一次回家，最后一次陪祖父母吃饭，最后一次和父亲拥抱，最后一次体验到归属感。
那年稍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开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严打行动，大规模任意拘押近一百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中国当局未经正当程序就把这些人关进所谓的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或监狱、看守所，实际上是政治再教育营。
从2016年起，人权观察和其他人士也记录到大量酷刑、强迫失踪、大规模监控、文化与宗教迫害、拆散家庭以及强迫劳动案件。
2022年8月31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表具里程碑意义的报告，认定前述各种暴行“可能构成国际犯罪，特别是危害人类罪”，并敦促中国政府 “尽速着手释放〔新疆地区〕所有被任意剥夺自由人士”。
三年过去了，中国政府依旧指斥这份报告“非法且无效”，从而拒绝接受其结论与建议。中国政府还加强宣传攻势，企图营造新疆“一切如常”之感。然而，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Volker Turk）去年指出，新疆“许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依然存在”。
估计约有50万人被判重刑囚禁至今，其中包括许多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文化菁英和宗教领袖。
许多海外维吾尔人，包括我自己，迄今很难或完全无法与家人联系。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被中国当局监禁或强迫失踪的亲人是否仍然健在。
镇压行动开始后，亲朋好友很快就纷纷把我从他们的微信联络人移除，也不再接听我打过去的电话。只因我身在海外，就使我成为他们的安全“隐患”。 2018年6月，我终于失去微信上的最后一位联络人——我的父亲买买提・牙合甫（Memet Yaqup），一位商人和前公务员。
我努力整整两年才查出他被关在哈密的再教育营，中国当局说他有海外亲属、“政治上不可靠”而将他拘留。又过了两年，我得知他被判刑16年，目前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附近的某个监狱服刑。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他的确切位置、健康状况甚至定罪理由。
中国政府将许多胆敢在海外声援亲人的维吾尔人抹黑为“说谎”，并设法通过恐吓和报复手段逼使他们噤声——也就是跨国镇压。
跨国镇压和大外宣的惊人结合，充分表现在中国政府禁止大部分维吾尔人返乡，同时却准许少数精心挑选的对象出入新疆。对于渴望返乡与家人团聚的维吾尔人，当局审查十分严格。
为了控制离散社群，官员要求想要返乡的维吾尔人为他们搜集维吾尔倡议人士的资讯。他们又向获准到新疆旅游的人们施压，要他们为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政策大唱赞歌。一个维吾尔人参加为官方宣传的旅游团回来后告诉我：“我不知道有生之年还有没有机会和家人见面，只好报名参加这个旅游团。”
中国政府专为各国外交官、媒体以及某些维吾尔人举办这种宣传性质的旅游团，推广新疆一切如常的官方说法，同时禁止观察员和联合国人权专家到新疆进行独立且不受干涉的访问。
今年6月，我初次造访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也亲身体验到中国政府的强大影响力。有些外交官拒绝我的拜会，就连私下见面也不行；有些活动人士要求在总部外面碰头，以避免中国监视。一名联合国专家直截了当地说：“你在家乡一定没有任何亲人”，因为他知道访问联合国讨论中国人权问题可能使我还在新疆的亲人承担后果。
当中国政府千方百计扼杀海外维吾尔批评者的声音，联合国和关切此事的各国政府更有必要高声抗议。有些外交官问我，是否仍然值得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9月开会时发表公开声明，以纪念联合国关键报告发表三周年。
我总是响亮地回答：值得！
在下个周年纪念日之前，高级专员应就新疆情势发布完整周详的更新资讯，并向人权理事会简报。各国政府应用尽一切可行方式，包括对高级官员实施针对制裁，以施压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任意拘押人士，并向中国政府追究危害人类罪责任。
我还有亲人留在家乡。有些亲人，包括我的祖父母，没有机会道别就已离世。对我来说，这不只是关乎我个人的遭遇。直到所有被不当监禁的人无条件释放并获得基本人权保障之前，我将继续与中国政府的镇压对抗到底。
联合国和关切此事的各国政府亦应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