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後一次回到新疆哈密老家是在2016年6月，當時我只是個海外留學的維吾爾青年。我當時不知道那將是我最後一次回家，最後一次陪祖父母吃飯，最後一次和父親擁抱，最後一次體驗到歸屬感。
那年稍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政府開始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實施嚴打行動，大規模任意拘押近一百萬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中國當局未經正當程序就把這些人關進所謂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或監獄、看守所，實際上是政治再教育營。
從2016年起，人權觀察和其他人士也記錄到大量酷刑、強迫失蹤、大規模監控、文化與宗教迫害、拆散家庭以及強迫勞動案件。
2022年8月31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發表具里程碑意義的報告，認定前述各種暴行「可能構成國際犯罪，特別是危害人類罪」，並敦促中國政府「儘速著手釋放〔新疆地區〕所有被任意剝奪自由人士」。
三年過去了，中國政府依舊指斥這份報告「非法且無效」，從而拒絕接受其結論與建議。中國政府還加強宣傳攻勢，企圖營造新疆「一切如常」之感。然而，正如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蒂爾克（Volker Turk）去年指出，新疆「許多有問題的法律和政策依然存在」。
估計約有50萬人被判重刑囚禁至今，其中包括許多維吾爾族知識分子、文化菁英和宗教領袖。
許多海外維吾爾人，包括我自己，迄今很難或完全無法與家人聯繫。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們被中國當局監禁或強迫失蹤的親人是否仍然健在。
鎮壓行動開始後，親朋好友很快就紛紛把我從他們的微信聯絡人移除，也不再接聽我打過去的電話。只因我身在海外，就使我成為他們的安全「隱患」。2018年6月，我終於失去微信上的最後一位聯絡人——我的父親買買提・牙合甫（Memet Yaqup），一位商人和前公務員。
我努力整整兩年才查出他被關在哈密的再教育營，中國當局說他有海外親屬、「政治上不可靠」而將他拘留。又過了兩年，我得知他被判刑16年，目前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附近的某個監獄服刑。然而直到今天，我還是不知道他的確切位置、健康狀況甚至定罪理由。
中國政府將許多膽敢在海外聲援親人的維吾爾人抹黑為「說謊」，並設法通過恐嚇和報復手段逼使他們噤聲——也就是跨國鎮壓。
跨國鎮壓和大外宣的驚人結合，充分表現在中國政府禁止大部分維吾爾人返鄉，同時卻准許少數精心挑選的對象出入新疆。對於渴望返鄉與家人團聚的維吾爾人，當局審查十分嚴格。
為了控制離散社群，官員要求想要返鄉的維吾爾人為他們蒐集維吾爾倡議人士的資訊。他們又向獲准到新疆旅遊的人們施壓，要他們為中國共產黨治理新疆的政策大唱讚歌。一個維吾爾人參加為官方宣傳的旅遊團回來後告訴我：「我不知道有生之年還有沒有機會和家人見面，只好報名參加這個旅遊團。」
中國政府專為各國外交官、媒體以及某些維吾爾人舉辦這種宣傳性質的旅遊團，推廣新疆一切如常的官方說法，同時禁止觀察員和聯合國人權專家到新疆進行獨立且不受干涉的訪問。
今年6月，我初次造訪聯合國日內瓦總部，也親身體驗到中國政府的強大影響力。有些外交官拒絕我的拜會，就連私下見面也不行；有些活動人士要求在總部外面碰頭，以避免中國監視。一名聯合國專家直截了當地說：「你在家鄉一定沒有任何親人」，因為他知道訪問聯合國討論中國人權問題可能使我還在新疆的親人承擔後果。
當中國政府千方百計扼殺海外維吾爾批評者的聲音，聯合國和關切此事的各國政府更有必要高聲抗議。有些外交官問我，是否仍然值得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9月開會時發表公開聲明，以紀念聯合國關鍵報告發表三週年。
我總是響亮地回答：值得！
在下個週年紀念日之前，高級專員應就新疆情勢發佈完整周詳的更新資訊，並向人權理事會簡報。各國政府應用盡一切可行方式，包括對高級官員實施針對制裁，以施壓中國政府釋放所有被任意拘押人士，並向中國政府追究危害人類罪責任。
我還有親人留在家鄉。有些親人，包括我的祖父母，沒有機會道別就已離世。對我來說，這不只是關乎我個人的遭遇。直到所有被不當監禁的人無條件釋放並獲得基本人權保障之前，我將繼續與中國政府的鎮壓對抗到底。
聯合國和關切此事的各國政府亦應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