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对抗气候危机，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必须采取果决行动以减少排放。吊诡的是，中国同时又宰制着全世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所必要的技术供应链。
另一方面，民主国家的不作为以及不同政府部门与利益团体之间的混战已令许多人怀疑民主程序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再加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导致部分国家宁愿对中国政府处理气候变化的不当做法视而不见。
李一飞和茱蒂丝・夏彼洛（Judith Shapiro）在他们的论文和2020年出版的专书《中国走向绿色》（China Goes Green）当中，对中国由上而下、以数字为基础和技术驱动的环境治理模式发出了警告。作为人权研究者，长年见证并记录中国政府为追求宏大发展目标而付出的惨重人权成本，我很高兴看到环境学者对“中国模式”敲响警钟。
正如李一飞与夏彼洛所言，让2022年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符合环保标准的代价，“基本上落在中国最弱势、政治权利最受剥夺的群体身上”。同样地，为了减少煤炭消费，部分地方当局没有事先征询受影响社区的意见就一律禁止燃烧煤炭，包括家庭暖气，迫使负担不起替代能源的人们在严冬受冻，并对私下烧煤者罚款。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供应链也充斥着人权侵犯。新疆生产的多晶矽，即太阳能板的关键成分之一，占全世界供应量近半。据近期发表的一份联合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当地1,300万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迫害“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为了在几内亚共和国开采铝土矿，即电动车关键材料之一铝的主要来源，人权观察记录到一个与中国企业有关的合资计画，不但将农民驱离祖传耕地，还破坏了他们的水源。采矿产生的沙尘则导致村民罹患呼吸道疾病。
要评估中国政府的气候治理模式，应当考虑到它禁绝独立媒体、严格控制网际网路以及经常监禁批评政府人士等做法。众所皆知的人权侵犯只是冰山一角。
李一飞和夏彼洛还质疑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气候修复措施是否具备可持续性。他们主张，相关措施“使人们对气候理念感到困惑、愤怒甚至敌视”，而且“若由公民驱动的民间环境倡议和计画成为国家的可靠伙伴，可以达到更好效果”。这恰好呼应人权观察有关全球气候与人权的研究。健全且尊重人权的气候行动需要所有利害相关方的充分有效参与，包括政府、社运人士、公民社会团体和最易遭受气候变迁伤害的群体。践踏人权的气候危机应对不仅在道德上不可接受，而且根本无法发生效用。
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的评论，摘自《科学与技术》第39卷第1期 “威权环境主义”专辑（2022年秋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