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對抗氣候危機，中國作為世界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必須採取果決行動以減少排放。吊詭的是，中國同時又宰制著全世界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所必要的技術供應鏈。
另一方面，民主國家的不作為以及不同政府部門與利益團體之間的混戰已令許多人懷疑民主程序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再加上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導致部分國家寧願對中國政府處理氣候變化的不當做法視而不見。
李一飛和茱蒂絲・夏彼洛（Judith Shapiro）在他們的論文和2020年出版的專書《中國走向綠色》（China Goes Green）當中，對中國由上而下、以數字為基礎和技術驅動的環境治理模式發出了警告。作為人權研究者，長年見證並記錄中國政府為追求宏大發展目標而付出的慘重人權成本，我很高興看到環境學者對「中國模式」敲響警鐘。
正如李一飛與夏彼洛所言，讓2022年北京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符合環保標準的代價，「基本上落在中國最弱勢、政治權利最受剝奪的群體身上」。同樣地，為了減少煤炭消費，部分地方當局沒有事先徵詢受影響社區的意見就一律禁止燃燒煤炭，包括家庭暖氣，迫使負擔不起替代能源的人們在嚴冬受凍，並對私下燒煤者罰款。
中國的可再生能源供應鏈也充斥著人權侵犯。新疆生產的多晶矽，即太陽能板的關鍵成分之一，佔全世界供應量近半。據近期發表的一份聯合國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對當地1,300萬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的迫害「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為了在幾內亞共和國開採鋁土礦，即電動車關鍵材料之一鋁的主要來源，人權觀察記錄到一個與中國企業有關的合資計畫，不但將農民驅離祖傳耕地，還破壞了他們的水源。採礦產生的沙塵則導致村民罹患呼吸道疾病。
要評估中國政府的氣候治理模式，應當考慮到它禁絕獨立媒體、嚴格控制網際網路以及經常監禁批評政府人士等做法。眾所皆知的人權侵犯只是冰山一角。
李一飛和夏彼洛還質疑中國政府踐踏人權的氣候修復措施是否具備可持續性。他們主張，相關措施「使人們對氣候理念感到困惑、憤怒甚至敵視」，而且「若由公民驅動的民間環境倡議和計畫成為國家的可靠夥伴，可以達到更好效果」。這恰好呼應人權觀察有關全球氣候與人權的研究。健全且尊重人權的氣候行動需要所有利害相關方的充分有效參與，包括政府、社運人士、公民社會團體和最易遭受氣候變遷傷害的群體。踐踏人權的氣候危機應對不僅在道德上不可接受，而且根本無法發生效用。
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亞秋的評論，摘自《科學與技術》第39卷第1期「威權環境主義」專輯（2022年秋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