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利用科技加强社会控制与治理的野心已经图穷匕现。随着相关科技日趋成熟，以及中国政府的人权侵犯在习近平时代变本加厉，美国乃大声疾呼抵制 “科技威权主义”崛起。美国并把自己和盟邦的科技描绘为民主的替代选项。真是如此吗？
在线上，中国政府利用国家防火墙阻止人民连结无数境外网站的做法，人尽皆知。通过强制与诱因的交互运用，中国当局迫使国内各大互联网企业结合人力与人工智能对网上言论实行效率空前的审查。网民们再怎么努力 “翻墙”，或利用谐音、图像等各种创意手法贴出敏感讯息，也赢不了这场实力悬殊的军备竞赛。
在线下和物理空间中，中国公安部已经花了将近二十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建起层层叠叠、犬牙交错的大规模监控机器，将全民纳入日益严密的天罗地网。中国政府发给公民每人一张身分证，许多公共和私人服务都必须凭身分证号码才能获取。借着这种“实名制”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收集到与身分证连结的海量个人资料，汇集成各种数据库。在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在全国各角落装设闭路监视器。在私营企业（部分具有国家或军方背景）的人工智能技术协助之下，有关当局可以从公共场所的监控录像中自动撷取有用资讯。
中国当局大规模监控系统的功能不只是在茫茫人海中锁定特定人物，而且试图将“非结构化数据”转变成 “结构化数据”，把杂乱无章的视觉场域转换成类似文字档而易于自动化分析、检索的资料。在视觉场域，人工智能可以从实时或录像影片中提取各种资讯，诸如人群的规模与动向、在场物体的颜色与型式、甚至某个人脸上有没有青春痘或柳叶眉等等。借此，以某些特征（例如 “那顶红伞在哪里？”）进行搜寻，甚至实时搜索，将会易如反掌。
中国公安机关固然高度依赖以监视摄影机网络执行的视觉监控，但他们的监控系统还包含其他科技。例如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IMSI）捕捉器，可以定位和追踪所有开启中并在特定区域接通服务的行动电话，进而自动侦测特定人员的手机和其他连结装置上的唯一识别码，如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IMEI）和媒体存取控制（MAC）位址。其他监控手段还包括大规模收集人们的语音样本、DNA、虹膜扫描甚至步态，组合成多模态画像。
举例而言，戴上3D面具或许就能骗过人脸识别，但多模态大规模监控的目标是普遍、全方位、综合性——因此几乎无可遁逃。公安机关还会利用分析系统来发掘人际关系，侦测反常情况。以新疆为例，为了镇压维吾尔人，中国政府使用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来辨别当局认为可疑的行为（例如手机突然离线），进而向警员推送应予讯问、任意拘留和起诉的对象。
许多监控科技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政府对本国公民进行大规模监控的深度、广度与侵入性恐于现代史上前所未见。这样的大规模监控在中国至今未受质疑，只因中国政府权威几乎不存在有效制衡，公安部更是权高责轻。
其他国有工具，例如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其功能包括监视与控制人民的金融交易——不属于公安部警务监控体系。但它们同样带有中国政府科技威权主义的烙印：监控人民并通过划定红线对人民行为进行高度制约的由上而下治理形态。
这个逐渐崛起、扩张的中国 “科技圈”（technosphere）还包括其他价廉物美的科技。华为5G设备成功打进数十国市场。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在160余国压倒了美国GPS系统。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国际版TikTok风行世界。阿里巴巴在东南亚开疆辟土，腾讯微信已成海外华人生活必需品。
尽管这些公司大多是中国私营企业，但它们很可能全都受到中国政府不同程度的压力、审查和监控。技术系统及其社会影响在任何地方都不易研究，因为这些系统大多含有商业秘密而被企业关入黑箱。但在缺乏法治与新闻自由的中国，从这些企业获取资讯或要求它们为侵犯人权负责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科技圈已然撑起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创新治理模式：由强人领导的技术官僚国家，在短时间内让人民感受到现代化和进步的幻象。相对下，标榜竞争性选举、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民主国家看起来迟钝、混乱、受制于利益集团，无力应付当代各种挑战。凭借这种科技噱头十足的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可以更轻易地把民主国家描绘成落伍过时的东西。
但重要的是不要过度夸大中国科技圈的实力。中国公安机关实现大规模监控的野心经常踢到铁板，例如在整合不同机构的资讯方面。但是，随着中国科技圈威权主义逐渐露出狰狞面目，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何对策？
美国政府视中国政府为其关键竞争对手，并将两国间的竞争，包括技术上的，形容为价值观之争。举前总统特朗普的“清洁网路”计划为例，其目的在鼓励其他国家和网路运营方选择符合标准——主要是设于民主法治国家，但也包括透明的所有权结构——的企业合作，同时将中国公司逐出美国通讯网络。美国并以人权为由禁止中国科技业者从美国获得技术、资金和市场。拜登政府则成立了美国－欧盟贸易与技术委员会（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推广 “基于尊重人权等共享民主价值的新技术”。
尽管这些方案来自政治对立日益严重的双方，但确实有些共同点——那就是对价值观的强调，“民主”和“人权”两词充满在相关政策文件当中。
美国政府的说法至少存在三个缺陷。首先，表面上宣扬特定价值观的动机，包藏了至少一部分对抗中国科技圈行动背后的现实政治和保护主义。例如，虽然TikTok确实威胁个人隐私，但美国几乎每个人的敏感数据也可以通过商业数据仲介市场获得。这是因为美国国会从未制定总体国家标准，对大多数企业收集、使用、购买和出售个人数据的方式加以有效限制。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想保护隐私，应该优先通过一部联邦隐私保护法规，它的草案在2019年拥有跨党派支持。
其次，官方论述隐含在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建造、设计的科技自然而然会更加尊重人权。事实远非如此。
许多来自民主国家的企业从一开始就密切参与中国政府打造国家监控机器的工程。据报导，某些北美企业协助北京奠定了基本监控框架，包括国家防火墙。此后，美国企业继续为中国的基础监控设施提供 “零组件、融资和技术诀窍”。尽管如此，其中一些公司仍被特朗普的清洁网路计划列为 “清洁”，因为它们 “拒绝使用中共的国家监控工具开展业务”。
与此同时，美国的大规模监控措施——其范围与侵入性被前国家安全局约聘员工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让中国国防－治安监控复合体的同行大开眼界。美国监视其盟邦与伙伴，诸如欧盟委员会或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电话，在大西洋两岸之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民主国家（甚至亲密盟邦）开发或生产的科技本质上必然安全可靠或尊重人权的想法，在欧洲未必能引起共鸣。
在美国国内，正如人权观察所记录，政府的大规模监控和巨量数据收集妨害了新闻自由、公众知情权、获得法律顾问的权利以及美国人追究政府责任的能力。同样在美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在警察过度执法的有色人种社区，人脸识别技术日益广泛的应用已经威胁到人们在公共场所自由走动不受政府监视的权利。
此外，某些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科技公司所依赖的商业模式与人权彻底扞格。这种商业模式以网路广告生态系统（online advertising ecosystem）为基础，抓取人们在网上的一言一行，再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尽可能提高平台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同时销售定向广告。这些平台靠着普遍跟踪用户行为、分析个人特征来牟利，既侵犯个人隐私，又帮助演算法推送、放大分歧与煽情内容。
最后，嵌入“尊重人权等民主价值观”就能取代民主政治有效运作所需的各种保障和监督机制的想法，带有“科技解决主义”（techno-solutionism）的迷思，而且过分简化了科技系统的实际运作方式。
美国政府常用的善恶对抗叙事掩盖了自己和西方企业对人权与民主的侵害，包括对全球的影响。其他国家人民和公民社会组织的隐私所面临的威胁，不仅来自中国企业出售的大规模监控系统，也来自无数科技业者（其中许多设立在民主国家）及其向外输出的侵犯人权的商业模式与实践。
美国只有重新思考并优先重视人权，才能提出真正不同于中国科技威权主义的替代选项。
首先，美国国会应制定强而有力的联邦数据保护法，规范企业收集、分析和共享（包括与安全和情报机构分享）个人数据的行为。该法应保护敏感的个人数据，包括生物特征数据，并考虑禁止执法部门使用人脸识别。它还应当规范广告商和数据仲介业者的数据应用。此外，该法应要求美国科技公司对其全球运营实施人权影响评估。美国国会也应该改革国家安全监控法，例如废除《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以终止巨量数据收集。
美国应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加强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出口管制体制，确保其不致助长跨国镇压。这项工作的重点应包括调查涉及开发与支援侵犯人权系统的中国企业。中国的监控科技圈是一门大生意，需要更多研究才能查出其中参与者的数量与相互关系，以及最关键的：有多少中国以外的企业与这些侵犯人权系统水乳交融（特别是以军民两用科技的形式）以及如何将两者拆解。
也要做更多研究以确定美国对中国科技业者的限制是否产生预期影响，或者这些企业有办法避免和规避这些限制。美国还应优先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在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等技术标准制定机构中，将人权框架纳入科技标准，尤其是互联网治理准则。
但光靠监管不足以抑制最恶劣趋势。美国政府应该投入资源来实验更大胆的提议，例如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科技系统。美国非营利组织“新公共”（New Public）敦促各国政府发展“数位公共空间”——这种公有的线上空间旨在促进公共财，让人们可以“交谈、分享与连结，免于盈利诱因结构的扭曲和形塑。” 台湾政府已开始和公民骇客团体“g0v台湾零时政府”（其成员唐凤现已成为台湾数位发展部长）合作，将参与式决策程序纳入政府治理。巴塞罗那的Decidim则是一个实验性的参与式民主平台。
美国可以成为真正的领导者，在国内克制其最恶劣的科技冲动，防止其技术落入恶人之手，同时支持有利民主参与的科技发展。这才是迥异于中国政府科技威权主义的真正的替代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