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星期，国际新闻媒体都有关于中国政府滥用科技监视本国和他国公民的报导。 《外交政策》曾于去年披露，中国的科技业巨头密切配合该国的间谍单位。 《卫报》也在12月指出，中国国营电信公司对美国用户进行窃听。
监控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的日常，并且日益侵入其他采用中国监控技术的各国公民生活当中，从厄瓜多尔到吉尔吉斯斯坦皆是如此。更值得忧虑的是，这个中国科技生态系统内建了一整套巩固中国国家机器的价值观——形成一种完美结合社会控制与效率的21世纪威权主义。
美国正以国家安全和人权的名义打击中国科技业巨头。但美国及其科技业者对于它们自称要维护的这些理想，也并非始终如一。为了防范中国科技威权主义日益获得青睐，美国必须痛改前非，开始以身作则：它必须改革国内的监控措施，保障公民隐私与安全，同时与盟邦合作制定尊重人权的全球标准，让科技业者有所遵循。
胁迫与控制
中国警察机关收集海量个人数据，借以监测民众日常言行，找出麻烦人物。国家监控在新疆特别严密，当局利用手机应用程式、生物数据收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各种方式，控制当地1,300万突厥裔穆斯林。
中国在新疆的大规模监控计划最广为人知也最具侵入性，但它只是光谱的一端。中国其他地区的居民也都遭受当局科技监控，方式或许较不显眼但同样无孔不入。中央银行正在推动虚拟货币，将使北京得以监视——并且控制——人民的金融交易。中国正在建设所谓的“安全城市”，汇集各种侵入性监控系统取得的数据，从火警到天然灾害乃至政治异议无一不能加以预测及防范。政府认为这些介入手段搭配各种行政措施，例如剥夺黑名单人士使用社会服务的权利，可以引导民众采取“正向行为”，包括服从政府政策、养成运动健身等良好习惯。
不过，北京的科技野心并非全靠直接胁迫。中国政府也希望利用其庞大的监控力量推动更大的国家意识形态计划，结合威权主义与施政效率以满足其巨大人口的需求。无孔不入的监视有助北京约束其庞大官僚机构，后者早已充斥地方官员腐败、滥权等弊端。“天高皇帝远”一向是中国官员与人民应付中央政令的金科玉律。但这种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2019年，政府要求所有党政干部下载“学习强国”应用程式，强迫他们研读 “习近平思想”，回答测验题目，互相比赛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发动的脱贫运动，不仅派出干部收集贫民的详细个人资料——包括收入、身心障碍和存款帐号——也纪录干部的GPS定位，确保他们认真履行职责。
中国政府希望借助科技的力量，巩固它所创造出来的骇人政府形式——既能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又能打造出忠诚、负责的官僚机构，同时可以甩掉那些不讨喜的中介力量，例如竞争性选举、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科技威权主义渐获青睐
这个新兴的中国科技生态系统可说是物美价廉。华为5G吸引到许多西方国家的目光，北京的百度导航系统已在160多国超越美国的GPS系统。中国正在推动各国政府采用其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这种国际物流系统可以用来整合中国交通部掌握的所有陆路、海路、航空、货运和邮政资讯。中国的应用程式也迅速向外传播。抖音早已风行全球，阿里巴巴正在进军东南亚，腾讯微信也已攻占海外华人数位生活。中国的互联网“主权”模式，即国家对境内网路实施限制与管控，引起从埃及到泰国等众多国家仿效。
这些公司当中，有些是中国国有企业，也有些是极易屈从中国政府压力、审查和监控的该国民营企业。由于中国缺少法治和新闻自由，外界很难了解这些公司的内情或追究它们侵犯人权的责任。换句话说，北京式威权主义的价值观充斥于中国科技领域。只要服膺中国所谓的双赢外交，各国即可引进这些号称兼顾控制与效率的系统。作为回报，中国可以得到影响力和数据。
两害相权？
美国试图将美中两国科技生态系统的竞逐描绘为善恶之争，借以对抗中国。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创建所谓的“干净网路”计划，以保护美国用户免受诸如中国政府等 “恶意行为者”的窥探为宗旨。该计划试图识别来自中国的“不可信”应用程序，并引导互联网流量和数据存储远离 “不可信”的中国载具、缆线和云端。美国公司则在其中扮演网路安全与民主价值的捍卫者。
然而，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两者的竞争顶多是两害相权。美国政府本身也进行大规模监控；美国科技巨头也采用以监控为基础的商业模式，以免费服务的名义搜括个人数据；还有五眼联盟，即美国、澳洲、加拿大、纽西兰和英国组成的情报联盟，也施压各公司为这些政府大开后门，以便突破加密机制，全面监控数位通讯。在这场数位空间的全球比烂竞赛中，最大的输家是全世界的普通科技用户。
正如许多分析家指出，美中之间的这场竞逐不仅是技术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价值观之战。若要提出一种令人信服的民主选项以替代中国政府模式，就必须要求技术发展符合人权标准、保护隐私并促进公共利益与公民参与。
以身作则
华盛顿可以在中国科技威权主义步步进逼下提供真正的替代选项，但首先要管好自己的家务事。美国应该改革其国家安全监控法规，对美国公司收集、分析和分享个人数据的方式加以规范。华盛顿应加强保护生物特征数据——例如，应该考虑禁止执法机关采用人脸识别，并严格管制该国科技巨头收集敏感个人资讯，包括DNA。美国还应该探索各种办法，让民众可以管理和控制个人数据如何被使用。在此同时，美国决策者应考虑针对协助中国大规模监控的公司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 《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制裁机制，即美国决策机关制裁侵犯人权企业的法律依据，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并且可能有助延后中国欧威尔式野心的实现。
为了长远解决科技威权主义的威胁，华盛顿不能单打独斗。美国应该在各种技术标准设定机构，例如负责决定5G标准的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并肩作战。这些国家，以及加入创建民主科技联盟倡议的各国，应当扬弃以定义不清的“伦理”概念作为规范基础。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人工智能指导方针，就包含“自主性”、“多样性”和“公平性”等含糊笼统的原则。相对地，美国和志同道合的各国应该推动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及其他规管干预机制，使企业对人权标准负责，例如强制尽职调查查核制度。
华盛顿应与盟邦合作确保中国及全世界民众有权使用不受审查与监控的互联网——作为中国数码“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选项。华为5G的民主取代者不应只是来自民主国家，而且要是本身遵守人权标准的5G企业。
华盛顿及其盟邦应把眼光放远，思考如何利用科技重振民主。例如，各国可以投资开发数位公共广场——即在科技巨头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外另辟公共交流与协作场域，因为前者可能为追求利润而制造分歧、传播不实资讯。美国也可以借鉴台湾和巴塞隆纳，它们正在利用科技扩大公民参与和民主治理，可能有助打造真正民主的科技政治体系。
美中科技竞逐可能决定人类的前途。倘若华盛顿确实有心保护隐私与促进人权，就应该为国内及世界各地的所有美国科技使用者守护这些标准，方能从中国手上夺回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