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個星期，國際新聞媒體都有關於中國政府濫用科技監視本國和他國公民的報導。《外交政策》曾於去年披露，中國的科技業巨頭密切配合該國的間諜單位。《衛報》也在12月指出，中國國營電信公司對美國用戶進行竊聽。
監控已經成為中國公民的日常，並且日益侵入其他採用中國監控技術的各國公民生活當中，從厄瓜多爾到吉爾吉斯斯坦皆是如此。更值得憂慮的是，這個中國科技生態系統內建了一整套鞏固中國國家機器的價值觀——形成一種完美結合社會控制與效率的21世紀威權主義。
美國正以國家安全和人權的名義打擊中國科技業巨頭。但美國及其科技業者對於它們自稱要維護的這些理想，也並非始終如一。為了防範中國科技威權主義日益獲得青睞，美國必須痛改前非，開始以身作則：它必須改革國內的監控措施，保障公民隱私與安全，同時與盟邦合作制定尊重人權的全球標準，讓科技業者有所遵循。
脅迫與控制
中國警察機關收集海量個人數據，藉以監測民眾日常言行，找出麻煩人物。國家監控在新疆特別嚴密，當局利用手機應用程式、生物數據收集、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各種方式，控制當地1,300萬突厥裔穆斯林。
中國在新疆的大規模監控計劃最廣為人知也最具侵入性，但它只是光譜的一端。中國其他地區的居民也都遭受當局科技監控，方式或許較不顯眼但同樣無孔不入。中央銀行正在推動虛擬貨幣，將使北京得以監視——並且控制——人民的金融交易。中國正在建設所謂的「安全城市」，匯集各種侵入性監控系統取得的數據，從火警到天然災害乃至政治異議無一不能加以預測及防範。政府認為這些介入手段搭配各種行政措施，例如剝奪黑名單人士使用社會服務的權利，可以引導民眾採取「正向行為」，包括服從政府政策、養成運動健身等良好習慣。
不過，北京的科技野心並非全靠直接脅迫。中國政府也希望利用其龐大的監控力量推動更大的國家意識形態計劃，結合威權主義與施政效率以滿足其巨大人口的需求。無孔不入的監視有助北京約束其龐大官僚機構，後者早已充斥地方官員腐敗、濫權等弊端。「天高皇帝遠」一向是中國官員與人民應付中央政令的金科玉律。但這種關係正在發生變化。2019年，政府要求所有黨政幹部下載「學習強國」應用程式，強迫他們研讀「習近平思想」，回答測驗題目，互相比賽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發動的脫貧運動，不僅派出幹部收集貧民的詳細個人資料——包括收入、身心障礙和存款帳號——也紀錄幹部的GPS定位，確保他們認真履行職責。
中國政府希望藉助科技的力量，鞏固它所創造出來的駭人政府形式——既能滿足人民的物質需求，又能打造出忠誠、負責的官僚機構，同時可以甩掉那些不討喜的中介力量，例如競爭性選舉、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
科技威權主義漸獲青睞
這個新興的中國科技生態系統可說是物美價廉。華為5G吸引到許多西方國家的目光，北京的百度導航系統已在160多國超越美國的GPS系統。中國正在推動各國政府採用其國家交通運輸物流公共信息平台，這種國際物流系統可以用來整合中國交通部掌握的所有陸路、海路、航空、貨運和郵政資訊。中國的應用程式也迅速向外傳播。抖音早已風行全球，阿里巴巴正在進軍東南亞，騰訊微信也已攻占海外華人數位生活。中國的互聯網「主權」模式，即國家對境內網路實施限制與管控，引起從埃及到泰國等眾多國家仿效。
這些公司當中，有些是中國國有企業，也有些是極易屈從中國政府壓力、審查和監控的該國民營企業。由於中國缺少法治和新聞自由，外界很難瞭解這些公司的內情或追究它們侵犯人權的責任。換句話說，北京式威權主義的價值觀充斥於中國科技領域。只要服膺中國所謂的雙贏外交，各國即可引進這些號稱兼顧控制與效率的系統。作為回報，中國可以得到影響力和數據。
兩害相權？
美國試圖將美中兩國科技生態系統的競逐描繪為善惡之爭，藉以對抗中國。例如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政府創建所謂的「乾淨網路」計劃，以保護美國用戶免受諸如中國政府等「惡意行為者」的窺探為宗旨。該計劃試圖識別來自中國的「不可信」應用程序，並引導互聯網流量和數據存儲遠離「不可信」的中國載具、纜線和雲端。美國公司則在其中扮演網路安全與民主價值的捍衛者。
然而，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而言，兩者的競爭頂多是兩害相權。美國政府本身也進行大規模監控；美國科技巨頭也採用以監控為基礎的商業模式，以免費服務的名義搜括個人數據；還有五眼聯盟，即美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和英國組成的情報聯盟，也施壓各公司為這些政府大開後門，以便突破加密機制，全面監控數位通訊。在這場數位空間的全球比爛競賽中，最大的輸家是全世界的普通科技用戶。
正如許多分析家指出，美中之間的這場競逐不僅是技術實力的較量，更是一場價值觀之戰。若要提出一種令人信服的民主選項以替代中國政府模式，就必須要求技術發展符合人權標準、保護隱私並促進公共利益與公民參與。
以身作則
華盛頓可以在中國科技威權主義步步進逼下提供真正的替代選項，但首先要管好自己的家務事。美國應該改革其國家安全監控法規，對美國公司收集、分析和分享個人數據的方式加以規範。華盛頓應加強保護生物特徵數據——例如，應該考慮禁止執法機關採用人臉識別，並嚴格管制該國科技巨頭收集敏感個人資訊，包括DNA。美國還應該探索各種辦法，讓民眾可以管理和控制個人數據如何被使用。在此同時，美國決策者應考慮針對協助中國大規模監控的公司採取更強有力的行動。《全球馬格尼茨基法》制裁機制，即美國決策機關制裁侵犯人權企業的法律依據，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作用，並且可能有助延後中國歐威爾式野心的實現。
為了長遠解決科技威權主義的威脅，華盛頓不能單打獨鬥。美國應該在各種技術標準設定機構，例如負責決定5G標準的國際電信聯盟，聯合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併肩作戰。這些國家，以及加入創建民主科技聯盟倡議的各國，應當揚棄以定義不清的「倫理」概念作為規範基礎。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人工智能指導方針，就包含「自主性」、「多樣性」和「公平性」等含糊籠統的原則。相對地，美國和志同道合的各國應該推動有法律拘束力的規則及其他規管干預機制，使企業對人權標準負責，例如強制盡職調查查核制度。
華盛頓應與盟邦合作確保中國及全世界民眾有權使用不受審查與監控的互聯網——作為中國數碼「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選項。華為5G的民主取代者不應只是來自民主國家，而且要是本身遵守人權標準的5G企業。
華盛頓及其盟邦應把眼光放遠，思考如何利用科技重振民主。例如，各國可以投資開發數位公共廣場——即在科技巨頭控制的社交媒體平台以外另闢公共交流與協作場域，因為前者可能為追求利潤而製造分歧、傳播不實資訊。美國也可以借鑑台灣和巴塞隆納，它們正在利用科技擴大公民參與和民主治理，可能有助打造真正民主的科技政治體系。
美中科技競逐可能決定人類的前途。倘若華盛頓確實有心保護隱私與促進人權，就應該為國內及世界各地的所有美國科技使用者守護這些標準，方能從中國手上奪回主動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