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国作家方方记述新冠病毒疫情初期见闻的《武汉日记》由哈泼柯林斯出版社英译发行。
方方不是激进份子。她曾担任半官方机构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对于武汉地方官员起初掩盖疫情的做法，她确实有所批判，但对于北京中央政府的应对并无半点质疑，也没有将粉饰太平归咎于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她也不吝赞扬中共基层干部和第一线医护及志愿者。
这本书由她发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系列帖文改写而成，出版时正逢中国民间普遍为李文亮之死义愤填膺。李文亮是一位青年医生，因为最早泄露疫情实况而遭官方处分，后来感染新冠肺炎病逝。方方的新书因此可望广受欢迎——它对危机做了持平检讨，而当时许多中国民众也开始反思政治体制在防控疫情方面的长处与弱点。
实际发展却出乎预料。方方授权日记在国外出版的决定掀起了国内反弹——不是由共产党发动，而是中国网民。批评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指控方方未能凸显中国政府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成功，自甘沦为“反华势力”的工具。
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微博平台上，一名用户评论说：“西方污蔑我们，要联合起来向我们索赔天价赔偿。方方授人以柄，攻击国家。” 另一名用户责备方方对加拿大华人做种族主义攻讦。有些人曝光方方的个人资料，包括她家地址，还指责她领国家俸禄过奢华生活，遭方方驳斥。
对方方的围攻反映出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的惊人变化，特别是在善用网路与全球连结、长期以来较能接纳不同世界观的中国年轻世代之间。
长期以来，网路在中国被视为通向新思维的渠道，或至少有助培育较开放的心态；中国网民可以利用网路揭发官员贪腐、批评国家领导。线上讨论气氛相对自由、开放，用户乐于学习、辩论政治体制基本概念和国家治理方针，特别是年轻网民。
然而，随着近年来网路和公民社会遭到彻底而有系统的打压，以及官方论述逐步转向民族主义，情况已骤然改变。
尽管中国年轻人在特定国家安全领域向来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像钓鱼台群岛、台湾和西藏等“主权”或领土相关议题——但这种情绪近年来日益蔓延到文化、科技甚至医药话题。原本渴求新观念以挑战权力结构的中国年轻网民，现在日益成为北京对外防御的生力军。
热门电影、电视节目和书籍，只要对中国社会有所批判，就会被打成“不爱国”。 2001年的喜剧电影《大腕》当时在中国广受赞誉，内容尖刻嘲讽中国新兴资本家的丑态，现在却被视为“污蔑民族企业家”。抖音（TikTok）创办人张一鸣过去是将中国新创推向全球的英雄，现在因为谈判出售TikTok美国业务而被唾骂为美国人的“走狗”——即便他其实是迫不得已。
任何关心美中关系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人，都不会轻忽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中国近10年来通过严限通讯、大肆宣传和疾速扩增监控作为——配合中国全球崛起的野心——已经改变中国的公共话语，包括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世代中间。正因如此，世界两大超强之间，即使进入后川普时代，也难避免进一步分歧对立，令人担忧。
对于任何相信互联网的全球开放没有回头路的人，中国现况都是一个恼人的反证。到底怎么回事？
10年前，我们还有可能相信事情会朝不同方向发展。当年，每天都有几百万网民——大多是我的同龄人——在社交媒体上讨论社会和政治议题，施压地方官员矫正弊端，宣扬当时的流行口号 “围观改变中国”；年轻族群不畏风险，利用科技产品制作歌曲、动漫谴责审查和一党专政，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照片拿来P图搞笑。
2000年代末期，我在中国念大学的时候，虽然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等等还是官方规定必读的科目，但推特、牛博等网路平台上与千禧世代同侪的思想交流，启发我探索中国政治和历史的非官方观点。自由派公知如艾未未、许志永和刘晓波的文章和行动，对我的观念影响很大。国外新闻网站如《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则让我看到不受国内新闻审查的中国讯息。凡此种种，帮助我清除了来自中国教育系统的官方教条毒素。
中国的网路审查制度，俗称“防火长城”，自2000年起就已存在。当时公安部发动“金盾工程”，目的在建构一个巨大的审查与监控机制，以便管制网路内容、辨识和定位人员以及立即查找个人纪录。起初，这道防火墙仅仅屏蔽少数几个反共的华文网站，翻墙也比较容易。渐渐地，被屏蔽的网站愈来愈多，网民也愈发不满。
2011年5月，防火长城建构者方滨兴到中国湖北省武汉大学演讲，遭一名该校学生扔鞋、砸蛋抗议。不管他的行为是否恰当，无数网民倒是为这名学生的行动击节叫好，骂方滨兴是“政府走狗”、“网民公敌”。 2010年1月，谷歌（Google）因为拒绝中国政府要求过滤搜寻结果而被迫撤离中国，许多网民闻讯后冒着警察骚扰的风险到该公司驻北京办公室门前献花。
线上的思想也化为线下的行动。人权活动者、律师和记者联手合作，对圈地、迫迁、污染和就业歧视等各种案件进行调查、发布和起诉。在大学里，我因为是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者，接触到人权律师、违法操作印刷机而丧失手指的童工，乃至来自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大家都决心追求正义，打造法治国家，也乐意让外国人来援手。
2009年，我迁往华盛顿特区就学、就业，心中满怀希望。我成长的中国一天比一天进步，更加繁荣开放。作为穷乡僻壤出身的农民之女，我立志在西方努力学习，回国后帮助祖国不仅成为经济超强，更成为尊重自由与人权的天地。
然而，我以为自己终将回归的那个国家一下子消失了。
2011年2月，一则号召中国民众效法阿拉伯之春上街起义的网上呼吁，导致北京等多个城市出现小规模的群众围观行动。当局如临大敌，陆续逮捕一百多名国内知名异议人士，其中多人被强迫“失踪”好几个月，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并且遭受强迫剥夺睡眠、刑讯逼供和威胁恐吓。
北京对一个不存在的“革命”如此小题大作，反映其对民间抗争的深切恐惧，也使得当时相当热烈且不断扩展的网上政治论辩骤然萧条。
2012年底，习近平成为中国首要领导人，登上中共总书记大位。习近平的统治特色即是不断加强打压公民社会和思想控制。
2013年11月，中共发出“九号文件”。这份内部通知要求党员警惕不利中共统治的“七种危险”，包括“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这份文件定调之后，随即掀起一波对网路、媒体、公民社会和教育的凶狠打压，基本上堵死了年轻世代获取与官方论述不同观点的一切有效管道。
渐渐地，在中国上网的感受已大不相同。敏感文字与图像的清单不断加长。想方设法发出的文章和留言被迅速删除。政府日益老练、积极地运用自行发展的科技：加上人工智能的审查工具可以扫描图片以确认是否包含敏感词句。被防火长城拦住的境外网站也愈来愈多。推特已经无法访问，《纽时》和《华邮》也是。 VPN和其他翻墙工具还可以用，但风险愈来愈高。有些人为了贩卖VPN坐牢，有些人只是拿它翻墙就遭到罚款。
政府也紧缩了对各级学校的思想控制。 2019年，习近平要求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在课堂上抵制“错误观点和思潮”。
大学教师若敢于偏离教科书内容，可能遭到学生线民举报。这些学生随时都在监视纪录教授们的政治观点。有些教授就因为在课堂上批评政府而受到处分，包括外籍教师。
最可怕的可能还是人身审查。当局用这种方式让许多作为民族良知的著名作家、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无法发声：艾未未被迫流亡，许志永被强迫失踪，刘晓波三年前在坐牢期间病逝。 2015年7月，当局在全国各地逮捕约300名人权律师、法务助理和维权人士，在无律师陪同下加以审问，其中许多人受到酷刑虐待，有几位至今仍在狱中。最近，法学教授许章润被罗织可笑的 “召妓”罪名，拘留6天。有些推特用户被警察逮捕，还有些用户被强迫自删帐号。
在此同时，凭借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全球影响力增长，共产党持续加强民族主义宣传，并且提倡一种观点，即衰落中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必将阻挠中国崛起。至今，中国政府仍然抱着 “帝国主义列强”造成中国 “百年屈辱”的想法不放。
因为太少人拥有不同的资讯来源，政府宣传看来更加可信：新冠病毒是美国军人带到中国的；香港抗争者是受美国情报部门唆使的“暴力极端份子”；支持独立的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是美国操弄的结果。中国境内人民活在一个资讯泡泡里面，政府操纵起来日益得心应手。
有时，这几乎导致世代分裂。在我这一代——年轻时曾体验过相对自由的网路——许多人对防火长城非常反感，但习近平掌权后上大学的一代人却极力捍卫它。
他们成长过程中从未听说或使用过国际网路平台，例如推特、谷歌，所以他们相信防火长城是在保护他们免于错误资讯、保护国家免于社会动荡。他们还认为它是在创造有利条件，好让中国本土科技巨人崛起，他们自然也能沾光。
在他们所接收到的世界观里面，一切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都可以轻易地视为美国政府的阴谋。然而，美国被视为无所不在的反华黑手，却又在内政上被说成是混乱、无能。官方媒体描绘美国的方式——以枪击案和警察暴力——造成我的家人总是担心我可能在街上中枪。
这种新民族主义有时看来荒谬但大多无害，例如一位知名感染科医师建议中国孩子应该多吃富有蛋白质的鸡蛋配牛奶当早餐而不要吃粥，因此就被网民痛批为“崇洋媚外”、“跪舔美爹”。连官方媒体都跳出来为他辩护，说蛋白质有助提升免疫力以抗击病毒。
但有时民族主义狂热可能在真实世界造成伤害。最近，又有人要求中国政府抓住疫情制造的机会，以武力夺取台湾。还有一些中国人，包括小孩，用影片或照片警告或诅咒美国人去死。
当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高唱民族主义。不时有海内外中国学生悄悄跟我联系，表示他们反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和对外的政治攻势。尽管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各国决策者都应严肃看待的事实，但要牢记许多海内外中国人保持沉默是出于恐惧，常为是否该发声抗议陷入天人交战。
最起码，世界各国应该让国内的大学、机构和开放社会继续支持并欢迎所有求知者。各国政府和机构也应该资助中国境外的独立华语传媒——许多墙内青年悄悄学习翻墙寻求资讯——以及用来翻墙甚至破解审查的科技工具。最后，各国政府必须继续支持中国境内的记者、作家和维权人士——他们是推动改变的真正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