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國作家方方記述新冠病毒疫情初期見聞的《武漢日記》由哈潑柯林斯出版社英譯發行。
方方不是激進份子。她曾擔任半官方機構湖北省作家協會的主席。對於武漢地方官員起初掩蓋疫情的做法，她確實有所批判，但對於北京中央政府的應對並無半點質疑，也沒有將粉飾太平歸咎於威權主義的政治體制。她也不吝讚揚中共基層幹部和第一線醫護及志願者。
這本書由她發表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的系列帖文改寫而成，出版時正逢中國民間普遍為李文亮之死義憤填膺。李文亮是一位青年醫生，因為最早洩露疫情實況而遭官方處分，後來感染新冠肺炎病逝。方方的新書因此可望廣受歡迎——它對危機做了持平檢討，而當時許多中國民眾也開始反思政治體制在防控疫情方面的長處與弱點。
實際發展卻出乎預料。方方授權日記在國外出版的決定掀起了國內反彈——不是由共產黨發動，而是中國網民。批評者大多是年輕人，他們指控方方未能凸顯中國政府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成功，自甘淪為「反華勢力」的工具。
在中國最受歡迎的微博平台上，一名用戶評論說：「西方污蔑我們，要聯合起來向我們索賠天價賠償。方方授人以柄，攻擊國家。」另一名用戶責備方方對加拿大華人做種族主義攻訐。有些人曝光方方的個人資料，包括她家地址，還指責她領國家俸祿過奢華生活，遭方方駁斥。
對方方的圍攻反映出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的驚人變化，特別是在善用網路與全球連結、長期以來較能接納不同世界觀的中國年輕世代之間。
長期以來，網路在中國被視為通向新思維的渠道，或至少有助培育較開放的心態；中國網民可以利用網路揭發官員貪腐、批評國家領導。線上討論氣氛相對自由、開放，用戶樂於學習、辯論政治體制基本概念和國家治理方針，特別是年輕網民。
然而，隨著近年來網路和公民社會遭到徹底而有系統的打壓，以及官方論述逐步轉向民族主義，情況已驟然改變。
儘管中國年輕人在特定國家安全領域向來抱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尤其是像釣魚台群島、台灣和西藏等「主權」或領土相關議題——但這種情緒近年來日益蔓延到文化、科技甚至醫藥話題。原本渴求新觀念以挑戰權力結構的中國年輕網民，現在日益成為北京對外防禦的生力軍。
熱門電影、電視節目和書籍，只要對中國社會有所批判，就會被打成「不愛國」。2001年的喜劇電影《大腕》當時在中國廣受讚譽，內容尖刻嘲諷中國新興資本家的醜態，現在卻被視為「污蔑民族企業家」。抖音（TikTok）創辦人張一鳴過去是將中國新創推向全球的英雄，現在因為談判出售TikTok美國業務而被唾罵為美國人的「走狗」——即便他其實是迫不得已。
任何關心美中關係或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關係的人，都不會輕忽這一變化的重要性。中國近10年來通過嚴限通訊、大肆宣傳和疾速擴增監控作為——配合中國全球崛起的野心——已經改變中國的公共話語，包括在受過教育的年輕世代中間。正因如此，世界兩大超強之間，即使進入後川普時代，也難避免進一步分歧對立，令人擔憂。
對於任何相信互聯網的全球開放沒有回頭路的人，中國現況都是一個惱人的反證。到底怎麼回事？
10年前，我們還有可能相信事情會朝不同方向發展。當年，每天都有幾百萬網民——大多是我的同齡人——在社交媒體上討論社會和政治議題，施壓地方官員矯正弊端，宣揚當時的流行口號「圍觀改變中國」；年輕族群不畏風險，利用科技產品製作歌曲、動漫譴責審查和一黨專政，把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照片拿來P圖搞笑。
2000年代末期，我在中國唸大學的時候，雖然「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等還是官方規定必讀的科目，但推特、牛博等網路平台上與千禧世代同儕的思想交流，啟發我探索中國政治和歷史的非官方觀點。自由派公知如艾未未、許志永和劉曉波的文章和行動，對我的觀念影響很大。國外新聞網站如《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則讓我看到不受國內新聞審查的中國訊息。凡此種種，幫助我清除了來自中國教育系統的官方教條毒素。
中國的網路審查制度，俗稱「防火長城」，自2000年起就已存在。當時公安部發動「金盾工程」，目的在建構一個巨大的審查與監控機制，以便管制網路內容、辨識和定位人員以及立即查找個人紀錄。起初，這道防火牆僅僅屏蔽少數幾個反共的華文網站，翻牆也比較容易。漸漸地，被屏蔽的網站愈來愈多，網民也愈發不滿。
2011年5月，防火長城建構者方濱興到中國湖北省武漢大學演講，遭一名該校學生扔鞋、砸蛋抗議。不管他的行為是否恰當，無數網民倒是為這名學生的行動擊節叫好，罵方濱興是「政府走狗」、「網民公敵」。2010年1月，谷歌（Google）因為拒絕中國政府要求過濾搜尋結果而被迫撤離中國，許多網民聞訊後冒著警察騷擾的風險到該公司駐北京辦公室門前獻花。
線上的思想也化為線下的行動。人權活動者、律師和記者聯手合作，對圈地、迫遷、污染和就業歧視等各種案件進行調查、發佈和起訴。在大學裡，我因為是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志願者，接觸到人權律師、違法操作印刷機而喪失手指的童工，乃至來自美國哈佛、哥倫比亞等大學的法律系學生。大家都決心追求正義，打造法治國家，也樂意讓外國人來援手。
2009年，我遷往華盛頓特區就學、就業，心中滿懷希望。我成長的中國一天比一天進步，更加繁榮開放。作為窮鄉僻壤出身的農民之女，我立志在西方努力學習，回國後幫助祖國不僅成為經濟超強，更成為尊重自由與人權的天地。
然而，我以為自己終將回歸的那個國家一下子消失了。
2011年2月，一則號召中國民眾效法阿拉伯之春上街起義的網上呼籲，導致北京等多個城市出現小規模的群眾圍觀行動。當局如臨大敵，陸續逮捕一百多名國內知名異議人士，其中多人被強迫「失蹤」好幾個月，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並且遭受強迫剥奪睡眠、刑訊逼供和威脅恐嚇。
北京對一個不存在的「革命」如此小題大作，反映其對民間抗爭的深切恐懼，也使得當時相當熱烈且不斷擴展的網上政治論辯驟然蕭條。
2012年底，習近平成為中國首要領導人，登上中共總書記大位。習近平的統治特色即是不斷加強打壓公民社會和思想控制。
2013年11月，中共發出「九號文件」。這份內部通知要求黨員警惕不利中共統治的「七種危險」，包括「普世價值」、公民社會和新聞自由。這份文件定調之後，隨即掀起一波對網路、媒體、公民社會和教育的凶狠打壓，基本上堵死了年輕世代獲取與官方論述不同觀點的一切有效管道。
漸漸地，在中國上網的感受已大不相同。敏感文字與圖像的清單不斷加長。想方設法發出的文章和留言被迅速刪除。政府日益老練、積極地運用自行發展的科技：加上人工智能的審查工具可以掃描圖片以確認是否包含敏感詞句。被防火長城攔住的境外網站也愈來愈多。推特已經無法訪問，《紐時》和《華郵》也是。VPN和其他翻牆工具還可以用，但風險愈來愈高。有些人為了販賣VPN坐牢，有些人只是拿它翻牆就遭到罰款。
政府也緊縮了對各級學校的思想控制。2019年，習近平要求全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必須在課堂上抵制「錯誤觀點和思潮」。
大學教師若敢於偏離教科書內容，可能遭到學生線民舉報。這些學生隨時都在監視紀錄教授們的政治觀點。有些教授就因為在課堂上批評政府而受到處分，包括外籍教師。
最可怕的可能還是人身審查。當局用這種方式讓許多作為民族良知的著名作家、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無法發聲：艾未未被迫流亡，許志永被強迫失蹤，劉曉波三年前在坐牢期間病逝。2015年7月，當局在全國各地逮捕約300名人權律師、法務助理和維權人士，在無律師陪同下加以審問，其中許多人受到酷刑虐待，有幾位至今仍在獄中。最近，法學教授許章潤被羅織可笑的「召妓」罪名，拘留6天。有些推特用戶被警察逮捕，還有些用戶被強迫自刪帳號。
在此同時，憑藉著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全球影響力增長，共產黨持續加強民族主義宣傳，並且提倡一種觀點，即衰落中的西方——尤其是美國——必將阻撓中國崛起。至今，中國政府仍然抱著「帝國主義列強」造成中國「百年屈辱」的想法不放。
因為太少人擁有不同的資訊來源，政府宣傳看來更加可信：新冠病毒是美國軍人帶到中國的；香港抗爭者是受美國情報部門唆使的「暴力極端份子」；支持獨立的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是美國操弄的結果。中國境內人民活在一個資訊泡泡裡面，政府操縱起來日益得心應手。
有時，這幾乎導致世代分裂。在我這一代——年輕時曾體驗過相對自由的網路——許多人對防火長城非常反感，但習近平掌權後上大學的一代人卻極力捍衛它。
他們成長過程中從未聽說或使用過國際網路平台，例如推特、谷歌，所以他們相信防火長城是在保護他們免於錯誤資訊、保護國家免於社會動盪。他們還認為它是在創造有利條件，好讓中國本土科技巨人崛起，他們自然也能沾光。
在他們所接收到的世界觀裡面，一切對中國政府的批評都可以輕易地視為美國政府的陰謀。然而，美國被視為無所不在的反華黑手，卻又在內政上被說成是混亂、無能。官方媒體描繪美國的方式——以槍擊案和警察暴力——造成我的家人總是擔心我可能在街上中槍。
這種新民族主義有時看來荒謬但大多無害，例如一位知名感染科醫師建議中國孩子應該多吃富有蛋白質的雞蛋配牛奶當早餐而不要吃粥，因此就被網民痛批為「崇洋媚外」、「跪舔美爹」。連官方媒體都跳出來為他辯護，說蛋白質有助提升免疫力以抗擊病毒。
但有時民族主義狂熱可能在真實世界造成傷害。最近，又有人要求中國政府抓住疫情製造的機會，以武力奪取台灣。還有一些中國人，包括小孩，用影片或照片警告或詛咒美國人去死。
當然，不是所有年輕人都高唱民族主義。不時有海內外中國學生悄悄跟我聯繫，表示他們反對中國政府侵犯人權和對外的政治攻勢。儘管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是一個各國決策者都應嚴肅看待的事實，但要牢記許多海內外中國人保持沉默是出於恐懼，常為是否該發聲抗議陷入天人交戰。
最起碼，世界各國應該讓國內的大學、機構和開放社會繼續支持並歡迎所有求知者。各國政府和機構也應該資助中國境外的獨立華語傳媒——許多牆內青年悄悄學習翻牆尋求資訊——以及用來翻牆甚至破解審查的科技工具。最後，各國政府必須繼續支持中國境內的記者、作家和維權人士——他們是推動改變的真正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