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提议删除中国宪法有关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并不令人意外。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第二任期之初没有指定任何接班人，反而持续不懈巩固权力，足以看出他有意在可见的未来继续掌权。
这一改变看似轻而易举，其后果恐令中国人权堕入深渊，并将对境外产生深远影响。
习近平特别敌视独立的公民社会，早已毋庸置疑。首先沦为打击目标的是新公民运动等反贪腐维权人士。消灭贪腐原是习近平的首要政策之一，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举动，实际上是表明绝不容忍民间独立发声。自从习近平在五年前掌权之后，中国当局就开始不遗馀力打压人权律师、女权人士、劳工运动者、司法改革倡导者、母语维权人士和所有和平批评政府人士。许多人因此横遭强迫失踪或任意拘押。同时，官方媒体还不断对他们进行抹黑，企图吓阻新生代继续揭发弊端或挑战当局权威。
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曾形容互联网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大礼”──透过这个工具，全国各地民众能够互相联系，并保有某种程度的隐私和匿名性。但习近平政府一直加紧对网络的控制，并在全国构建惊人的监控系统，包括第二代身份证、强制采集生物特征数据、脸部及语音辨识和“警务云”大数据系统，这些都被用来汇整个人信息，预测不利政权稳定的情势。连预订火车票、购买网络频宽等各种生活琐事都愈来愈难以匿名进行，遑论参与批评政府的活动。
1990到2000年代的另一厚望，是通过温和的司法改革，争取某些制衡国家权力的空间。然而，习近平也有不同计划：通过系列立法授予国家机关广泛又不明确的权力，同时强化党内大权在握却不受问责的机关──中纪委。该机关即将被纳入政府机构，但仍然不属于司法系统。另一方面，关键的司法改革，例如防范酷刑，一直没有实质进展。
前述各项发展显然将在中国境内产生可怕后果──权力高度集中却缺乏有效制衡，更多人民将难逃人权侵害。
事实证明，习近平的野心已不止于中国边界：他正试图改造联合国人权体系等重大国际建制，或直接压迫国际机构不顾本身宗旨而听命中国。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沦为中国骚扰海外异议人士的工具，即为著例。北京并通过“一带一路”之类的方案向全球推销其大受吹捧──实则严重侵犯人权──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在各国争相加入的同时，只有少数国家对其缺乏社区参与的问题表示关切。
因此，危机已趋近临界点。对习近平终身执政之于全球人权的威胁感到忧虑的各国政府，必须提出相对的行动方案：坚守既有的国际人权标准，抵制中国对于从学术自由到经济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全球性威胁，并且加倍支持在中国境内促进人权的工作。这场竞赛已开始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