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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斋节前夕,中国警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艾提朵尔清真寺附近的夜市巡逻,2017年6月25日。 © 2017 美联社图片/Johannes EISELE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正在新疆构建和部署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预测性警务软件。该软件大量蒐集个人数据──本人通常不知不觉──并将其认为可能对官员构成威胁的人员标签出来。

据受访者表示,有些被标签人士遭到拘押,未经起诉或审判直接送进毫无法律依据的“政治思想教育中心”无限期关押,并可能遭到虐待。

“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证明中国政府的大数据运用和预测性警务不仅公然侵犯隐私,而且帮助官员任意拘押民众,” 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说。“新疆居民的日常生活遭到日益严重的侵犯性检查却无法反抗或提出质疑,因为大部分民众根本不知道这种‘黑箱’软件的存在或其运作方式。”

人权观察表示,新疆当局近年在全区各地加强大规模监控措施,并以最新科技升级原有监控手段。人权观察估计,约莫自2016年4月迄今,新疆当局已将数万名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送进“政治思想教育中心”。

任意的大规模监控和拘押是奥威尔式的极权政治工具,中国应扬弃这种做法,并应立即释放所有被关进政治教育中心的人员。
王松莲

中国部研究员

这些行动都是源自新疆自治区当局进行中的“严打行动”,以及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指示。当局声称该运动仅针对“暴恐分子”,但实际目标广泛得多,涵括所有被怀疑政治不忠诚者,在新疆,这可能指涉任何一个维族人,特别是──即使仅以和平方式──表现出宗教或文化认同的人士。

自2016年8月起,新疆公安部门陆续发布招标文件,足证其正在构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一体化平台),有系统地通过多种不同渠道收集个人数据。喀什地区似乎是最早建成该系统并常态运行的区域之一。

由这些招标文件可见,所谓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通过多种来源或“感知系统”收集信息。来源之一是视频监控设备,有些并配有人脸比对红外线装置(因此具有“夜视”功能)。有些视频监控设置在警方认为较敏感地点,例如娱乐场所、超市、学校和宗教人物住所。另一种来源是“WiFi嗅探器”,可以收集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上网装置的独特识别位址。一体化平台还可以收集其他信息,例如通过当地无数公安检查站,以及门禁管制社区的“访客汇聚管理系统”,收集居民车牌号码和身分证号码。交通卡口也能将信息上传一体化平台,并且“实时接收一体化推送预警情报”,以便各卡口“辨认...检查和管控目标”。

根据官方报导,一体化平台还会利用既有信息,例如居民购车、就医、计划生育、银行卡与司法纪录。公安和地方政府官员也负责向一体化平台提交信息,包括他们在执行家户走访或警察勤务时发现的“异常”活动和“涉稳”事项。一名受访者举例说,若家中书籍较多又提不出教书需要之类的可信理由,就可能被录入一体化平台。

公安民警、各地党政干部和“访惠聚”(“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简称)工作队也都负有任务,藉入户走访收集数据。访惠聚工作队由政府各部门官员编组而成,从2013年起派驻各村和居民小区,以“确保社会稳定”为主要目标。据官方报导,访惠聚工作队访问某个家户的频率──从每天上门到两个月一次不等──以“政治上可靠”程度为准。入户走访时,居民必须交代有关家庭情况的各种数据、家人的“思想状态”以及邻里关系。官方报导指出,工作队使用手机APP,以确保“每家每户信息”都能“完整录入”并上传一体化平台。

据受访者说法,负责收集数据的公安民警和地方官员似乎并不说明收集这些数据的理由,也不容居民选择拒绝提供数据。

一名乌鲁木齐商业人士向人权观察提供了一份人口信息采集表,他在2017年被强迫填表录入一体化平台。该表要求登录被采集人的宗教活动,例如:每天礼拜次数和常去的清真寺名称;是否曾出境,到过哪个国家,前往(政治敏感的)“26国”的次数;以及被采集人及其亲属关系中的“涉稳情况”。表格上并注明被采集人是否维吾尔族,是否为一体化平台标签人员,以及是否为当局“放心”人员等信息。

另一名受访者向人权观察表示,过去一年他曾多次在居委会办公室看过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电脑介面:

我亲眼看见,在专用电脑上...本区每一个维族人的姓名,性别,身分证号码,职业,家庭关系,是否可靠,是否曾被逮捕或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及其年月日)。曾经被捕或不可靠的人,[代码]颜色不一样。此外,表格内容因为[过往]登录资料而有不同。例如,若属持有护照的维族人:何时取得护照,去过何处,停留多久,何时返国,是否已[向警方]交出护照,是否自海外返国,出国目的,例如探亲、观光、求学、经商或其他。

据官员和官媒报导,一体化平台定期向公安、党委和政府官员“推送”重点信息和重点人员名单,以供进一步侦办。官员应当“不过夜”立即追查线索,包括实施当面访问。一体化平台的数据还会连同其他信息来源做综合考核,例如该员在参加“学习会”时的“整体表现”。

根据两则相关报导,访惠聚工作队在进行“核查”时,以“应收尽收”为目标拘押人员。两名受访者向人权观察表示,他们曾目睹警方利用一体化平台电脑介面调出应予搜捕的人员名单。其中一人听见警员交谈,说名单上有些人将被拘押或送往政治思想教育中心。另一人说:

被一体化平台推送的人会被拘押调查。调查多久,没人知道。调查时,这人可能关在拘留所或“政治思想教育”中心。[然后]这人就被判刑入狱,或接受[进一步的]“政治思想教育”。

大多数报导仅约略提及一体化平台分析数据的具体方法。2017年8月由某地访惠聚工作队发布的一则帖文提到,“村民无故欠费停机”和“涉恐涉暴电话视频”均为一体化平台推送目标。2016年10月关于喀什地区伽师县“大数据平台”的另一则报导提到,该平台分析有关居民日常生活的各项数据,涵盖“地理、外来人口、化肥、汽油、车辆等各行各业的信息”,只要发现任何“异常”活动,就会自动报警。参与该项目的一名警方网络监察官员举例说:

如果一个人平时只购买5公斤化肥,现在突然增加到了15公斤,我们就会派出民警去走访,查明其用途。如果没有问题,再在系统中录入情况,把预警等级降低

尽管官方信息甚少提及一体化平台,但据一则官方微信报导指出,一体化平台与打击 “两面人” ──指对党不忠诚的维族干部──工作相配合,可以使人被送进政治教育中心:

最后,政法、公安通过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对干部]再次分析研判后,送至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新疆警方声称,一体化平台有助打击真正的犯罪:以两则媒体报导为例,警方分别捕获一名惯窃和一名非法吸金人员

“如果中国政府的目的是预防真正的犯罪,理当训练检警人员以专业、尊重人权的方法办案,并让辩护律师发挥更大功能,” 王松莲说。“任意的大规模监控和拘押是奥威尔式的极权政治工具,中国应扬弃这种做法,并应立即释放所有被关进政治教育中心的人员。”

更多有关新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信息,详见下文。

背景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招标文件显示,其供应商为新疆联海创智公司。该公司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电科)完全持有的子公司,而中国电科是直属中央政府的国有军工企业集团,曾在2016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公司已获政府标案,将构建可以交叉比对公民日常行为、侦测异常活动以预防暴恐事件的大数据平台。

据专家指出,一体化联合作战是人民解放军新理论,以高科技C4ISR(指挥、管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集成系统”(system of systems)为基础。将这种军事理论及其实施技术应用到民警执法,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发展,反映出新疆的警务运作军事化已达何种程度。

隶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电科集团和新疆公安厅特别侦察队的研究人员所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都讨论到预测性警务算法。探讨主题包括如何辨识个人异常用电行为,并论及警方用来识别“宗教极端主义”的75种行为指标,例如“在住处存放大量食品”。2017年7月,前述三机构联合在乌鲁木齐成立一所国家级研究机构,其宗旨在强化地方当局的大数据能力以发现“潜在社会安全事件”。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和新疆严打行动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是1,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少数民族的家园。中国政府广泛限制当地各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人的基本人权,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相关管制措施具有侵犯性和切身性,例如限制维族人穿什么服装、蓄何种胡须,或给孩子取何种姓名

当局将表现维族语言、文化和宗教认同以及要求独立的思想和行为,视为“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三股[邪恶]势力”之一。中国政府向来将新疆的暴力和非暴力政治主张混为一谈,并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在当地实施各种镇压措施、驻扎大量军警。

自2014年5月起,中国政府在新疆展开“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新任党委书记陈全国于2016年8月就职后,该行动似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官媒报导,一体化平台从多方面支援严打行动。其一是发掘潜在的“暴恐分子”、“犯罪团伙”和“挑战...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人士,凡是对国家抱持异议的维吾尔人,即便只是针对日常琐事或无疑应受基本人权保障的议题,都可能被贴上这些标签。另一方面是加强侦测和监控“流动”人员──意谓任何不在官方登记户口居住者,包括移民工和所有出境人员。

对于新疆所有非汉族居民而言,这项行动实际上意味当局在过去一年内以加倍力度实施强迫民族同化,并切断非汉族居民与境外的一切联系。相关措施包括:藉收缴护照限制境外旅行强迫海外人员返国,监禁与境外保持联系人员,在教育上加强使用汉语、轻视少数民族语言,打击被视为“两面人”的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将人关进“政治思想教育”机构。新疆当局并且加强各种监控措施,包括对12岁到65岁居民进行大规模DNA和声纹等生物特征采集,例行性检查智能手机是否装载“颠覆”内容,沿铁公路设置大量查验卡口,增雇成千上万安全检查员,以及广设“便民警务站”。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欠缺隐私保护

中国警务机关的监控权力几乎不受制衡,也不存在防范政府侵犯隐私的有效保障机制。警方执行监控不需任何形式的司法授权,采集个人数据时也毋须提供被采集人可能牵涉犯罪活动的任何证据。公安机关不必向任何其他政府部门报告其监控活动,也不必公开相关信息。人民很难知道政府采集了哪些个人信息,以及政府将如何使用、分享或存储相关数据。

中国没有关于隐私或数据保护的单一法规,以保护个人身份信息不被滥用,尤其是来自政府的滥用。关于一体化平台如何存储和保护其所收集的数据,谁可以收到或分享这些数据,以及这些数据在什么情况(若有)下会被删除等问题,几乎找不到任何说明。没有任何正式制度可供人民查询自己有哪些信息被存入一体化平台,也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对相关侵害寻求救济。

据人权观察记录,中国各地政府当局都热中利用创新科技系统实施大量监控,包括“警务云”计划对大数据的运用。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和警务云系统之间有何关联尚不明确,但两者的目标一致:整合从公民身上收集到的大量数据,分享给多个机构,并明目张胆锁定“重点人员”──当局用来描述他们认为有问题人员的术语,包括维族、涉毒人员和精神障碍人士。

同样不明确的是,一体化平台是否,以及如何,联结其他警方控制的数据库,包括生物特征(DNA、声纹、指纹)、户口和居民信息(包括宗教、政治关系等等),以及使用网吧、酒店、航空、铁路时登记的资料。

以上各种系统都以数字化的居民身份证系统为基础,居民身份证号码成为获取许多公用及私人服务的关键,同时也是政府从海量数据库中调取、收集和比对个人身份信息的识别码。在新疆,居民必须出示个人身份证的场合较中国其他地区更为广泛,包括通过遍布当地的无数安检卡口、购买刀具和到加油站充油。虽然一体化平台所收集的数据有些并不需要保密或隐藏──例如某辆汽车所在位置──但当许多位址和各类数据汇集到一起,就可能造成私生活高度曝光。

中国政府对大数据的利用和预测性警务,已经导致人民隐私权广泛遭受侵犯的问题雪上加霜。预测性算法必须依靠大量数据集提升精确度。随著愈来愈多公安部门建成云端警务系统,通过各公安部门本身不断膨胀的监控活动,以及通过与私部门的合作,他们所收集到的个人数据也日益增加。可想而知,这些系统都会导向庞大的全国性和地区性数据库,涵盖各行各业人口的敏感信息,并可永久储存以供日后未知用途。这种做法将侵犯数亿人民的隐私──他们绝大部分根本不会涉及犯罪。即便其中疑涉“非法”行为者,也有许多人其实是从事受国际人权法保障的行为,包括政治异见或宗教活动,但因中国将其视为犯罪而沦入打击目标。

因此而直接受到威胁的,包括在被证明有罪前推定无罪以及结社自由等权利。只要从事被当局视为异常的行为,就算毫未涉及犯罪,也会被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标示为可疑人员。然后,这些人只能在恣意滥权的司法系统中任凭摆布,包括惨遭酷刑,即使只是涉及非政治性的普通犯罪,被告能够对抗国家检控的空间也微乎其微。像一体化平台这样,以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为关注焦点的预测性警务系统,更将导致人人自危,只要和被当局视为政治上威胁的人士有任何来往,就可能成为被怀疑和监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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