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观察今天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应维护法院对最严重国际法犯罪进行彻底、公正司法裁判的能力。由于三个非洲国家最近退出该法院,令人担忧国际法院成员国在2016年11月16日至24日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将以错误的方式,对该法院的核心原则让步,以阻止其他国家离开该法院。

从10月到11月,布隆迪冈比亚南非三国政府先后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条约,即《罗马规约》。在它们退出的同时,部分非洲国家逐渐对国际刑事法院产生强烈不满,尤以苏丹肯尼亚为其发端。这两国领导人都面临该法院审判,而非洲联盟则呼吁应让在任国家元首和其他高阶官员不受起诉究责。

国际刑事法院大厦,海牙。

 

 “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恐将成为谈判筹码,某些国家利用它来打造一个让侵权独裁者更安全的世界”,人权观察国际司法项目副主任伊莉莎白.艾凡森(Elizabeth Evenson)说。“但已有一些非洲国家表示无意退出该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全体成员应明确立场,法院职权不可交易。”

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博茨瓦纳、科特迪瓦、马拉维、塞拉利昂和赞比亚均已在三国退出后,公开表示反对退出国际刑事法院。2016年11月14日则有两百个组织联名致函国际刑事法院所有非洲成员国元首,呼吁各国政府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联名者除国际组织外,还包括设于超过25个非洲国家的100多个机构,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有100个机构参与。

人权观察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各成员国应利用此次年度缔约国大会,尤其是其中层级较高的开幕仪式,发言重申对该法院的支持。

不因当事人的官方职位影响对其起诉,是自二次大战后纽伦堡大审至今各种国际法院的共通原则,对于国际刑事法院达成其为最严重罪行伸张正义的使命至关重要。给予在任领导人免责权等同鼓励他们尽可能持续掌权以避免遭到起诉。

人权观察指出,改变前述原则并不能解决造成国际司法体系公信力不足的真正问题,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内部的政治阻力,以及美国等强权国家拒不签署规约。

 “对于司法可及范围的双重标准,必须加以解决,”艾凡森说。“但答案应是扩张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范围,以及坚持安理会在正义问题上采取行动应保持一贯性。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或限制该法院追诉在任官员的能力,只会让最严重犯罪的被害人无法充分伸张正义。”

人权观察指出,挑战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在任领导人能力的谈判,可能在这次年会中展开。还有其他未达修正基础条约的集体行动,例如决议,也有可能被视为干涉法官的独立性。

成员国在此次会议中还有许多其他重要事项必须处理,包括制定预算和提升各国与法院的合作。人权观察在提供成员国的简报和建议中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应在2017年会中盘点法院绩效,并讨论促进法院作用所需的其他政治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条约将在2018年庆祝20周年。

大会领导机关应确保采取措施,处置近期有关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起诉时不合作的司法裁定,包括法官裁定肯尼亚政府在现已撤回的控告该国总统肯雅塔(Uhuru Kenyatta)一案中未充分合作。

非洲各国曾在1990年催生国际刑事法院的努力中发挥领导作用,使追究残暴犯罪刑责成为优先的国际议程。国际刑事法院条约在2002年生效后,该法院披荆斩棘开展工作。首次挑战来自美国总统乔治・W・布希(George W. Bush)的政府。从2002到2005年,华盛顿积极劝阻各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并胁迫各国签署所谓的“双边豁免协定”以保护美国国民不受该法院诉究。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在内国法院不能或不愿受理时,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它是世上第一个为此目的而成立的常设法院。缔约国大会依据《罗马规约》成立,负责监督该法院的行政运作。大会由全体缔约国派代表组成,每年须集会至少一次。

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时,南非政府声称的理由是,该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所承担的义务,与该国做为区域和平斡旋者与各国领导人互动的必要,两者有所杆格。南非法院则裁定,该国政府拒绝在2015年6月非盟峰会上逮捕国际刑事法院通缉嫌犯苏丹总统巴席尔(Omar al-Bashir),违反该国政府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所负有的义务。巴席尔被控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犯下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国际刑事法院因此对巴席尔发出两起通缉令。

国际刑事法院对涉嫌国际法犯罪的管辖权可经以下三种途径产生:该法院成员国或安理会可以将特定情势,意即一组特定事件,提交该法院检察官进行调查;该法院检察官办公室也可以主动请求该法院法官组成的预审分庭授权立案调查。

对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和乌干达北部的调查,是基于各该国政府的要求而立案。达尔富尔和利比亚的情势,是由安理会提交。科特迪瓦、乔治亚和肯尼亚的案件,则是基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向该法院法官提出的请求。

检察官办公室也正在检视世界各地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势,包括阿富汗、布隆迪、哥伦比亚、加朋、几内亚、尼日利亞、巴勒斯坦、英国武装部队在伊拉克涉嫌侵权、以及乌克兰。

 “这实在很可悲,南非政府竟向布希政府早期的意识形态靠拢,”艾凡森说。“在当前全球面临深刻分歧和多重人权危机的时代,国际刑事法院比以往更加不可或缺,所有成员国均应加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