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堡）－人权观察今天表示，南非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ICC）规约是对该国法办残暴罪行承诺的一大打击。致力追究重大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各成员国应在此时重申拥护该法院的立场。
2016年10月21日，南非外交部长马沙巴内（Maite Nkoana-Mashabane）宣布该国已照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达南非有意退出《罗马规约》，即创建并管理国际刑事法院的条约。照会是启动退出程序的必要步骤，将于提交一年后生效。
“南非退约之举，将使该国在促进被害人权利方面的领导地位遭受重挫，也违背该国后种族隔离宪法的价值观，”人权观察国际司法部主任理查・迪克尔（Richard Dicker）说。“南非政府是否遵守本国法律也令人存疑，至少它并未谘询国会意见。”
南非是该法院1998年成立至今唯一照会退出成员身分的国家。该法院的职权是针对种族屠杀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在相关各国法院缺乏能力或意愿加以起诉时，追究其加害者的法律责任。
在南非照会退出之前，布隆迪国会曾通过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然而，布隆迪政府尚未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照会，因此并未启动退出程序。
南非许多著名法学家和律师已对该国政府未经国会授权即照会退出的做法表示不满。前南非宪法法院法官戈德史东（Richard Goldstone）称此为违宪举措。戈德史东曾任前南联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南非主要在野党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和著名人权机构南部非洲诉讼中心（Southern Africa Litigation Centre）均表示考虑向南非法院起诉该政府举措。
马沙巴内声称南非退出的原因之一是该国受到ICC义务约束，无法与武装冲突各方进行和平谈判。然而，ICC条约并未禁止缔约国在和平谈判中担当任何积极作用。
“南非在为法院有效性和独立性制定基本原则时曾扮演领导角色，因此祖马政府的决定特别令人困扰，”迪克尔说。“南非的决定对受害者与法治均有重大负面影响。”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 Development Community，简称SADC）1997年9月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十点原则。这套原则对该法院顺利创建居功厥伟，并反映出南非等SADC会员国追求一个常设的全球战争罪法庭的坚定决心。
南非退出ICC已引起全非洲维权人士一片哗然。在10月21日发布的声明中，非洲各国和在非洲工作的国际组织指责该举措是“对全非洲国际罪行受害者的沉重打击”，并呼吁其他非洲ICC成员国──包括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突尼斯──公开宣示拥护该法院。
塞内加尔司法部长卡巴（Sadiki Kaba），亦为国际刑事法院124个成员国组成的缔约国大会主席，已经要求南非重新考虑决定，并“与其他缔约国合作对抗经常造成人权重大侵害的有罪免责问题（impunity）。”卡巴预定10月24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就此事召开新闻发布会。
南非退出的时间点落在苏丹与肯尼亚对ICC发出强烈抗议之际，两国领导人正面临该法院控告。对ICC的攻击焦点在于质疑该法院过分针对非洲国家。
虽然ICC侦办中的案件只有一件不是发生在非洲，但大多是由非洲国家主动提告。
不过，ICC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差异悬殊的全球环境中开展工作。某些最强大的国家，包括三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及其盟邦，均尚未加入该法院，因此得以回避ICC审查。这几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利用否决权阻挠许多急需司法介入、但发生在非ICC成员国的情势被移交到ICC，包括叙利亚在内。
自2009年起，非洲各国维权人士即与国际组织联手呼吁非洲各国政府支持并强化ICC，而非将其削弱。
“非洲各国曾在ICC创建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使其大幅转向确保无人凌驾法律，且人人得享司法正义，”迪克尔说。“我们有必要加强该法院的公正性，并使其扩及更多国家。但正义的伸张，包括对受害者的救济与赔偿，实在太过重要，不能因为全球体系的缺陷而弃之不顾。”
背景
南非政府做出此一举措之前，曾在2015年6月主办非洲联盟峰会时接待苏丹总统巴希尔（Omar al-Bashir）。巴希尔在达尔富尔触犯种族屠杀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遭ICC发出两项拘捕令。南非法院裁定该国政府有义务逮捕巴希尔。
ICC在相关国家请求下，对五个非洲国家启动调查：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和乌干达。利比亚和达尔富尔情势则是由联合国安理会移交该法院。肯尼亚情势是唯一未经该国政府或联合国安理会移交ICC处理的非洲案件。
ICC曾在2008年乔治亚战争后对该国情势立案调查。正由该法院检察官进行初步审查的案件包括：阿富汗、布隆迪、哥伦比亚、加蓬、几内亚、尼日利亚、巴勒斯坦、乌克兰，以及英国驻伊拉克武装部队涉嫌的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