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公投结果出炉后，我的国家顿时失去方向。首相卡梅伦已宣布辞职，各大政党内部意见分歧，股市震荡。下一步事态尚不明朗，民众对未来感到焦虑。
由于脱欧阵营以遏阻移民、“夺回国家”为主轴掀起两极化的争辩，英国已出现一连串令人忧虑的排外事件，攻击少数族裔、宗教人士和被认为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公民。这些事件必须受到政界严正谴责，如同卡梅伦和伦敦市长所为，以及警方的有效应对。更重要的是必须预防这类攻击再度发生。
在当前这种不确定时期，人权更显重要。政府一定要充分实现包括法律前平等的各项人权，并保护人民免于歧视与暴力。保障这些权利，才能确保英国不论走向何方，都不会违背其立国精神。
开门见山说吧──人权完全没有“不合英国作风（un-British）”之处。正好相反。是邱吉尔启发了《欧洲人权公约》的构想，使它在二战之后成为我们这个区域的标志性人权条约。英国保守派政治家大卫・麦斯威尔・菲夫（David Maxwell Fyfe）是该公约的主要起草者之一，英国也是第一个同意接受公约拘束的国家，公约中的多项核心权利正是传统英格兰法律原则的体现。
2000年，借著将《欧洲人权公约》国内法化，英国政府使全国人民都能通过国内法院维护人权，不必再千里迢迢到史特拉斯堡去找欧洲人权法院。同时，英国法院和人民也因此更加了解如何应用《公约》。
如今，许多人非但不欢迎，反而责怪《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和《公约》本身的种种缺陷。批评人士反对前述规则让遣返外籍犯罪人员更加不易──若该员有近亲属居住英国。他们也抗议欧洲法院判决推翻英国一律剥夺囚犯投票权的规定。
现任英国政府曾在2010年政纲中承诺将以《英国权利法案》（British Bill of Rights）取代现行《人权法案》。4月为欧盟公投拉票时，内务大臣特蕾莎・梅（Theresa May）说她期待看到英国退出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该区域性组织的角色之一就是维护《欧洲人权公约》，而且完全独立于欧洲联盟。
欧盟公投结果所引起的政治乱局，以及解决乱局必然造成的内耗，已使前述两种发展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但不能因此高枕无忧。推动英国脱离欧盟的阵营现在也可能认真考虑将退出欧洲委员会及《欧洲人权公约》做为另一选项。
退出《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委员会的后果，可能将影响到英国和全欧各地每一个人的人权。它可能重创欧洲人权法院，而该法院是包括俄罗斯、土耳其等其他各国千百万人民眼中唯一伸张正义的管道。
此外，以《英国权利法案》取代《人权法案》，如果保障的是相同的权利，则没有必要；如果保障较低，则将违反英国的国际人权义务──包括联合国各项条约的要求。此举还可能抵触做为北爱尔兰治理基础的《耶苏受难日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以及苏格兰权力下放协议。
此刻，所有崇尚人权价值的英国人士，包括许多国会成员，必须在未来几个月内划出不容逾越的红线，并且大声宣扬他们的理念──让大众明了前述各种举措只会让英国及其境内人民遭受进一步的削弱和损害。
更急迫的是，在踵继欧盟公投之后的政策应对和政治辩论中，必须使人权发挥导向作用。
当某些学童仅因没有英国护照或父母来自其他欧盟国家而感到不受欢迎；当一位威尔斯地区的英籍穆斯林妇女在倡导“脱欧”时，却有人叫她“打包回家”；当有人散发“拒绝波兰寄生虫”的传单；或者，当著名国会议员和留欧派大将裘・考克斯（Jo Cox）因捍卫多元社会和难民权利而在公投前一周惨遭枪杀，而凶嫌据称与新纳粹组织有关──当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刻，凡是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不分政党，都必须采取坚定立场，维护基本权利、反对歧视。
在如此动荡的年代，我们更需要以人权──即平等、尊严和尊重──为指路南针。我们的共同价值早已体现在邱吉尔的远见之中，现在我们有责任共同加以捍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