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名新冠疫情爆发后逃离朝鲜人士描述政府的严厉管控以及对经济活动的限制。
- 由脱北者陈述可见,朝鲜政府的高压防疫措施进一步压缩民众原本有限的自由,造成毁灭冲击。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延长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并更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有关朝鲜调查工作的授权。
(首尔)- 转型正义工作组(Transitional Justice Working Group)和人权观察两组织今天表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逃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多名人士描述了朝鲜政府在疫情期间所实施的严厉管控以及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有关各国政府应给予究责措施和倡导朝鲜人权的公民社会团体更多支持。
八名海外朝鲜人向转型正义工作组和人权观察说明了朝鲜的严重人权和人道情势。他们全都谈到缺乏疫情信息,限制行动自由,以及在2020年政府封锁边境后难以获得食物、药品以及肥料、肥皂或电池等必需品。他们还说,朝鲜政府加强思想管制与监控,打击企图寻求外国媒体的人士,而且未能采取措施以减轻相关管制对经济的冲击。
“根据脱北者描述,朝鲜政府的高压防疫措施造成了毁灭冲击,进一步压缩一般民众原本有限的自由,” 转型正义工作组分析师李承珠(Seungju Lee,音译)说。“有关各国政府必须重新聚焦朝鲜人道危机,并带头推动相关人权侵犯的问责措施。”
在2024年3月至2025年2月之间,转型正义工作组和人权观察对来自朝鲜不同地区的3名男性和5名女性进行访谈。受访者都在2020至2023年逃离朝鲜,其中包括5名商贩、2名渔民和1名工厂作业员。除一人外,受访者都同意在不使用实名的条件下发言,以保护仍在朝鲜的亲属。
此一分析是基于2014至2023年的更广泛研究,以及对147名海外朝鲜人士的访谈,其中32人拥有与当前情况相关的知识。尽管并非完整取样,但受访者在年龄、性别、地区、社会阶级和背景方面具有多样性,足以反映这段时间逃离朝鲜人士的普遍观点。
受访者的说法符合人权观察2024年3月《比子弹更强烈的恐惧感:朝鲜锁国2018-2023》报告中的发现。人权观察发现,朝鲜在新冠疫情期间制定过度和不必要的措施,使这个原本与世隔绝的国家发生更严重的压迫。借防御新冠病毒之名限制民众离境,包括下令边防部队“就地射杀”任何试图擅自跨越北方国界离开朝鲜者,造成逃亡近乎不可能。这些措施也伤害到朝鲜经济,损及社会和经济权利。
疫情爆发前,朝鲜早已是全世界最压迫、最隔绝的国家之一,信息、行动和日常生活均受严格控制。同时,数十年来偏重军事化和武器计画、漠视社会福利的官方政策,造成朝鲜人民生活在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饱受长期普遍粮食不安全与营养不良之苦。
一名来自偏远地区的渔民表示,政府的“防疫措施使我不能出海,所以我决定逃跑。⋯⋯〔2020年底〕有几个人出去〔捕鱼〕⋯⋯但其中一人被抓到。” 他说,当局把一张写着“叛徒”的标志钉在这个人的家门口,叫大家“不准靠近” 。他说,当局将这名被捕渔民送去名为“教化所”的长期劳改营。
受访者谈到压迫、恐惧和思想控制更加严重。多名受访者表示,公开处决在2020年以后显著增加。 2023年5月离开朝鲜的黄海南道粮商金日赫(Kim Il Hyuk,音译)表示,他从2012到2019年从未看过行刑,但情况在2020年发生变化。“2020年,我每隔一个月都看到有人被枪毙,” 他说。“2022到2023年,每两个月就有三次公开处决。”
两组织指出,朝鲜政府从2020年开始加强各项限制,加上持续利用恐惧控制民众,导致原已恶劣的人权状况雪上加霜。政府诸多行动逆转了前几年控制略微松动的情况,包括非正式跨境移动与贸易、不受规管的黑市活动、未经许可的国内旅行以及未经批准的外国媒体。
朝鲜持续反驳有系统人权侵犯的大量证据。 2024年11月,朝鲜指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每年关于朝鲜人权的决议是“政治挑衅”。针对2024年11月的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朝鲜宣称在实现人权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该国防治新冠疫情措施。不过,在金正恩统治下,朝鲜政府对其人权纪录遭受批评日益敏感。
与此同时,海外朝鲜人权团体却面临严重的经费削减。有关各国政府应支持这些组织,以利扩大获取独立信息、援助逃离朝鲜人士、记录人权侵犯以及倡导司法究责。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在当前第58届会议上延长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并更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追究朝鲜严重人权侵犯责任的授权。人权理事会也应在关于朝鲜的决议中呼吁进一步调查朝鲜武器研发、军事化和人权侵犯之间的关联。
“朝鲜政府利用新冠疫情缩紧对人民的控制和压迫,在民众挨饿时只顾加紧掌握权力,” 人权观察韩国高级研究员尹理娜说。“国际社会应施压要求问责,并大力支持致力保护朝鲜人权的组织。”
个人详细信息均已匿名化,以保护受访者身份及其在朝鲜家属。
新冠疫情与尊重人权
朝鲜是多部核心人权条约的缔约国,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工作权和适当生活水准权
2019年之前,由于国内食品生产和制造不足,许多朝鲜人不得不通过与中国的正式和非正式贸易,乃至私人交易活动,获取诸如肥皂、牙刷和内衣裤等货品,这些活动常常未经政府许可。新冠疫情爆发后,政府严格限制官方跨境贸易,打击非正式贸易,管制国内旅行,查禁未经许可的私人商业活动,并缩短市场营业时间,罔顾朝鲜经济已因联合国于2016到2017年实施产业制裁而大受影响。
朝鲜受访者谈到从事贸易和赚取收入的困难。来自北方省分的工厂作业员K雅永(K. Ah Young,音译)说,2020年以后,几乎不可能再赚到足够生活的钱。她以前可以织毛线帽卖到中国,因为疫情被停止了。 “除了在自留地上种点东西,一切都因疫情被禁止或高度限制,” 她说。“7、8月的时候,〔在我住的地区〕大家都会上山〔采摘水果、药草或植物根茎卖钱〕。疫情后也停了。”
粮商金日赫(Kim Il Hyuk,音译)说:
朝鲜粮食状况在2022年以后急遽恶化。 ⋯⋯疫情期间,朝鲜政府加紧控制我们当地的商业活动,阻止货物配送,导致粮食状况迅速恶化。国家严厉处罚私人贩售食品,说那些人是叛徒。我当时贩卖大米、包谷等食品,因为很害怕就不再卖了。 ⋯⋯国家禁止私人在市场贩卖谷物之后,食品价格直线飙涨,开始有人饿死。 ⋯⋯2023年春天⋯⋯我看到一个〔似已死亡的〕男人倒在路边。村民说他倒在那里超过一天了。 ⋯⋯这种情况所在多有。
来自偏远地区的渔民P永哲(P. Young Chul,音译)说,当局以防疫为由禁止出海捕鱼。他说他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政府以往也曾用各种理由禁止捕鱼。 “我以为禁渔令一两个月就会解除⋯⋯但到了2020年年中,我周遭已经有人开始变卖家产。〔一个朋友〕把家里电视机贱卖了,其他值钱的东西也半价出售,因为他已经没东西吃了。” 他说:
〔在我居住的地方〕民众出售海产赚钱,换取衣物、食品,市场就是这样运作。主要来源是海里和山上的天然资源。当这些产品的生产和交易都被禁止,就没有生意可做了。 ⋯⋯我发现情况真的很糟。我看了一下家里情况。我自己是个大块头,食量很大。我妈妈吃得不多。我开始估计自己的食量,掂量若无法赚钱我还需要吃多少粮食,于是我发现我们家的存粮撑不过去。我想,我们很快也得开始变卖家产了。
金日赫说,他的兄弟也是渔民,从2020年2月起被禁止出海,直到2023年5月兄弟俩一起逃出来。他主要靠打渔谋生,家境很困难。
来自某城市的蔬果商贩L慧京(Hye Kyung,音译)说,她在疫情前生意不错,但销量几乎一夕归零。“我还是可以赚到一点钱,但生活更艰难了,” 她说。“我必须更加省吃俭用。疫情前,我都买整罐的食用油,后来改买小瓶装了。”
防疫措施损害了朝鲜人从事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的能力。这又会影响到民众工作和赚取收入的权利,进而损害其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例如获得适当生活水准(包括食物)和维护健康的权利。
食物、药品和进口货物的取得
疫情期间,朝鲜严格管制边境又拒绝国际疫苗援助,加深了国内的健康和经济危机。虽然COVAX(全球普及疫苗计画)、韩国和俄罗斯分别在2021到2022年提供新冠疫苗,但朝鲜政府均予拒绝或无法安排装运,导致全国大多数民众未能接种疫苗。据媒体报导,2022年8月至10月,朝鲜曾在中国边境和南部城市(如平壤和南浦)推动疫苗接种。但受访者全都未曾接种新冠疫苗。
受访者一致指出,普通民众最关切的问题是物价上涨,尤其是粮食。有两位受访者说,他们出国前除食物外没买过其他东西。工厂作业员雅永说:
〔几乎所有东西〕甚至牙签都是中国进口的。禁止与中国贸易后,进口货物的价格全都飙涨。 ⋯⋯糖和味精的涨幅最高也最快,食用油在几个月内贵了一倍。货架上只有边境封锁前即已输入朝鲜的商品。 ⋯⋯唯一赚大钱的是那些囤积大量货品的人。没东西可卖或没有积蓄的人过得很辛苦,他们无法得到任何〔收入或食物〕。
渔民永哲说,他听说有些人积蓄用尽被迫挨饿。 “我的隔壁邻居以前可以到别人家里去做清洁和煮饭,但疫情之后就没机会了,因为所有人都待在家里,” 他说。 “2020年夏天,他们因为家境困难曾经来我们家搭伙,但我们家也不够吃。后来,他们从亲戚那里拿到一点钱。”
2020至2023年曾在黄海南道平城县目睹数十次公开处决的粮商金日赫说:
由于食物日渐稀缺⋯⋯暴力犯罪开始增加,例如闯进独居老人家中偷窃食物、钱财时持刀将老人杀死,或趁着有人骑自行车路过时抢夺食物。抢劫导致临时起意杀人的案件越发常见,因为在朝鲜实在没东西吃。官方利用这种案件制造恐惧以控制人民,因为生活太困苦⋯⋯我看过的公开处决有九成都是这类暴力犯罪。
受访者也谈到药价上涨和药品难寻的情况。多位受访者表示,他们在2020年之后买不到任何药品。“我母亲需要吃药,但到处都找不到,她只好改用传统草药治疗,例如用干艾草叶作艾灸,或者针灸,” 永哲说。“但大家赚不到钱的时候⋯⋯最担心的还是粮食。”
“寻找药品难如摘星,” 卖水果的惠京说。她谈到经济困难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经济不好时,大家就不再去店里剪头发,你很快就能在男人身上看到这种情形。 2021到2022年,我居住的地区许多人三餐不继,因为他们连〔最便宜的主食〕玉米粉都买不起。 ⋯⋯〔边境封锁一年后〕我们家里的〔电池〕时钟全都不走了。 ⋯⋯直到我离开那天,它们都一动不动。
金日赫说,因为买不到电池,他家的挂钟也停在2020年底,直到2023年5月离开前,他都只能靠手机看时间。他说,在街上问时间成了一种打招呼方式。“街上常有陌生人问我‘不好意思,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他说,还形容他每天大概要拿出手机一百次。由于他比较富有,家里有存粮出售,当局就把他的谷物收走。他说:
朝鲜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活得像人的地方。 ⋯⋯2020年秋天,〔警察来到我家〕搬走我的谷物。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这混蛋,地球上有任何东西是你的吗?你脚下的土地不是你的,连你呼吸的空气也属于〔朝鲜〕劳动党。’ ⋯⋯我知道,如果我反抗⋯⋯可能会被当作政治犯抓走。⋯⋯他们搜查我家,把我的食物全部没收。 “
信息与言论自由权
朝鲜政府一贯严格限制思想、意见、言论、宗教自由以及取得信息的权利。 2020年起,朝鲜当局加强意识形态宣导,并制定实施相关法律政策以进一步控制言论和信息,包括疫情信息。他们在国内查禁外来信息,在国外压制朝鲜内情外流。
2020年,政府宣称新冠病毒可能附着在进口货品、候鸟、动物、雪花和中国“黄土沙尘”的表面传播进来。国际社会推翻这种说法很久以后,朝鲜仍在持续同样宣传。 2020年8月起,朝鲜以防疫为由在北部边境下达就地格杀令,声称“疫情透过空气和货物传播”。
没有任何受访者表示他们可以获得有关新冠疫情的准确科学信息或其他讯息。“在人民班〔邻里监控单位〕开会时,他们叫我们要小心,不可以多人群聚,也不可以坐在一起,但他们从未告诉我们任何有关新冠病毒的具体详情,” 水果商贩惠京说。与海洋有关或在沿海工作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被警告说病毒可能经由水域传播,所以禁止在海上移动或跨越边境。
“当局说新冠病毒可能经由水域传播,不准〔住在水域附近的〕居民离开附近地区,” 工厂作业员雅永说。渔民永哲则说:
〔当局〕禁止出海⋯⋯如果有东西被冲上〔海滩,他们〕不许〔民众〕把那些东西拾起来,以免〔民众〕感染新冠病毒。正因如此,只要〔你〕靠近海边就视同敌人⋯⋯官员说,如果有动物越界〔从国外进到国内〕,它们可能感染到病毒,而且可能传给人类。因此,他们在边界围篱上通电以阻挡动物。我本来以为围篱通电是骗人的,但它真的有电。
由于这段期间外界信息取得进一步受限,一般民众缺乏所需指引,无法就自己的健康做出充分知情的决定。
自2020年起,政府制定多项查禁外来“反社会主义”影响的法律,包括对走私、消费和散布外国媒体、模仿外国文化(尤其是韩国语文)等行为施以更严厉的处罚。这些法律规定了比叛国罪等重大罪行更加严厉的罚则,包括公开处决,目的是向民众灌输恐惧。
每个受访者都谈到恐惧升级和对外国媒体的加强打击。“在我离开前,我也普遍感到恐惧加深,” 雅永说。“我们很害怕,不但怕物价上涨,连影片也不敢看,” 菜贩K珍珠(K. Jin Joo,音译)说。 “随着时间过去,处分越来越严厉。如果是涉及〔贩卖〕毒品、非法影音或迷信等罪名,通常会被判处长期劳改,累犯就判处死刑。”
在朝鲜,一般人不知新法何时通过,也很难取得任何法律信息。然而,所有在2021年之后离开的受访者都知道2020年12月颁布的《反动思想文化排斥法》及其严厉罚则。永哲说:
这是人民必须知道的重要法律,代表这种行为必受严惩。我是在人民班的讨论会上听到的。他们叫我们把这部法律抄写下来,贴在自己家的门上。⋯⋯按照人民班发下来的文本抄写。 〔当局〕要求家家户户都有这部法律,让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大约两星期后,人民班的头头还过来检查我们有没有把它贴好。
粮商金日赫说,在他居住地区的第82联合指挥部(专责监控镇压“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单位)加强了对观看韩国媒体、在市场贩售物品、迷信或宗教活动的镇压,以及对失业者和未婚同居者的骚扰。他说:
2017年以前,住宅检查每年只有两次,通常在春季和秋季实施。但2018年开始每个月都要检查。被列入加强检查的住宅,每三天就要检查一次;精通技术的年轻人住所受到特别严格的监控。 2023年1月到5月,我家附近有15名年轻人被抓走。这15个人当中即使只有一个人被抓到,当局也会追踪所有与他有联系的人,然后一网打尽。只消几天就可办到。 ⋯⋯我在2020年以后看过的公开处决,有百分之10都是涉及与[观看或散布外国媒体]影音内容有关的罪行。
我在2022年7月26日目睹依据〔反动思想文化排斥〕法的公开处决,一名22岁的农场工人之子被行刑队枪毙,因为他看了70首韩国歌曲和3部电影,并且散布于众。证人害怕得说不出话。我们也都瑟瑟发抖〔因为很多人都看过这类影音内容〕⋯⋯我听说有几个高干子女也涉案,却都免于追究。只有农民子女被处决,目的是杀鸡儆猴,吓阻老百姓从事这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