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持续就中国政府的一孩政策及其对该国人口与社会的长期灾难后果撰文示警。
这感觉就像纪录冰山融化：一场缓步来临的大祸。过去六年内，中国为挽救直线坠落的生育率，迅速从一孩改为二孩再改为三孩政策。人口统计的每一次下跌，都提醒我们强制调节家庭人数何以演成人权灾难。
中国政府1月宣布，去年全国仅新增48万人口，生育率降至每千人出生7.5人，创数十年新低。同时，老年人占比稳步上升，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逼近五分之一。自从1961年大跃进导致饥荒以来，今年中国可能首次出现人口缩减，即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凡此种种均将带来劳动力短缺、退休金准备不足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中共应如何化解危机？
中国并非唯一试图挽回生育率下滑的国家，但它是至今唯一没有经过战争或瘟疫而失去如此大量人口的国家。原因在于它实施了一孩政策——这场邪恶、不人道、侵犯每个人生育权利的激进、长期社会实验导致人口性别比惊人失衡，产生大约三千万剩余男性（相当于澳洲全国未婚男性人口）以及不利维持国家经济健康的人口年龄分布。于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把目光转向女性，劝导——或说是“逼迫”——她们生育更多孩子。
经过180度大转弯，原本的一孩政策先是变成“多生一个”政策，然后又再加一个，但女性始终不买帐。 2016年实施的二孩政策起初确曾拉高出生率，但后来出生数又开始年年下跌。许多人认为育儿成本太高是不利因素，但女性——中国反覆无常的计画生育政策的主要焦点、对象与受害者——也因为这些新政策企图限制她们的生育选择而加以反对。
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曾以讽刺笔调建议“吃掉小孩”来解决爱尔兰的饥荒问题。对于这个象征地吞噬了年轻一代的国家，我们在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解决人口问题的斯威夫特式建议：从向中国女性真诚道歉开始。
中共应当道歉，因为它把国家人口负增长的责任推到女性身上。中共应当道歉，因为它使年近三十仍未婚的女性蒙受“剩女”污名。中共应当道歉，因为它侵害女性关于婚姻、就业和生育的自主决定权，以及总的来说未能尽力推倒父权体制，使生养下一代的重担至今仍落在女性肩头。
举个例子，江苏省当局今年3月表示，该省出现1949年建国以来首次人口负增长，原因之一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这份声明的基调——女性受教育竟然成了中国人口问题的元凶——惹恼许多人。网民在微博上反呛：“所以，不裹小脚开始要裹小脑了么？”
当中国女性教育程度攀上历史高峰，职场性别歧视仍在扯她们后腿，妨碍她们充分发挥潜力。在中国，法定生育休假的差异——母亲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产假，男性（父亲）陪护假最多只有30天——鼓励雇主采取歧视做法，也强化了有害的性别规范。人权观察研究显示，由于中国劳工保护法规不健全，许多企业公然表示优先雇用男性或已经生育的女性。
自从2016年废止一孩政策，无数女性自述在求职面试时被问及生育状况，被迫签下同意不怀孕或凡怀孕即降职或解雇的契约。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说，她去面试的五家公司全都问到她的结婚和生育计画，其中三家明言若她想生孩子就不予录用。一位独孩母亲被要求签署三年内不生第二胎的契约，作为雇用她的条件。一位女性在向雇主报告怀孕后，几天之内就被解雇。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中国法律上虽然禁止这些歧视做法，却缺乏有效执行机制，受害者求助无门。
尽管二孩、三孩政策目的是鼓励而非抑制生育，其后果却与一孩政策殊途同归，使女性因生育能力受惩罚，差别只在形式。
你可能会问，中共说声抱歉怎么可能解决中国的人口危机？
没错，这样做对刺激生育不会有多大帮助。但中国政府长久以来藉由虐待、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手段限制女性的生育选择和身体自主权利，在许多女性心中种下深深的恐惧与疑虑，若展现弥补诚意（无论这是多么不可能发生）或许可能改善。
在恐惧、怀疑和愤怒的乌烟瘴气中，是不可能建起幸福家庭的。
毕竟，中国女性理当获得道歉——她们在长期实施一孩政策期间遭受广泛不人道对待，无数女性遭当局强迫接受节育、绝育和人工流产，尤以1980到1990年代为什。
落实道歉的应有措施
真诚忏悔不能只是白纸黑字。国家还应尽速采取具体措施，终结职场、家庭乃至所有社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除了有效预防就业歧视，政府应该终结歧视性的产假政策，扩大双亲育婴假并为请假者提供保障，确保托育服务及其他形式的专业照顾易于取得且可负担，并为孕妇及其子女就医提供公平机会。惩罚手段既已失效，这些措施可以当成软硬兼施中的奖励。
另一提高生育率的简单办法，是允许非传统双亲成为双亲，但中国政府显然没有意愿这么做。婚外生子仍然面临罚款且无法取得公共服务，同性伴侣则不被承认。单身女性被禁止接受冻卵手术和体外授精，理由之一是这些技术“可能会给晚育女性带来虚假希望，造成女性进一步推迟生育计划。”
简单回顾一下：1949年中共建国后不久，党主席毛泽东曾鼓励通过人口增长创造人力资源。因此，中国人口在30年当中几乎增加一倍。到了1979年，为抑制人口增长、纾缓环境和天然资源压力，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一孩政策”，规定全国大部分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这项政策由军方科研人员（当然是男性）规画，他们认为所有令人遗憾的副作用（参见前文）都能迅速减轻，女性的生育率可以轻易调整。这导致了包括禁止生育在内的恐怖做法，例如山东省冠县和莘县从1991年5月到8月强迫境内所有孕妇人工流产的“百日无孩”运动。
30年来，全国各地不愿服从一孩政策的父母都遭到骚扰、拘禁、没收财产或拆毁住房。当局经常要求违反政策的家庭缴付巨额罚款，致其倾家荡产。违反一孩政策生下的孩子不能取得合法身分证明。因此，若不缴清罚款，这些孩童就无法获得教育、医疗或其他形式的公共服务。
本文作者之一，王亚秋，是家中第三个孩子。她母亲藏身亲戚家中，躲过企图将她带去人工流产的政府官员。但让她保住小命的巨额超生罚款，仍令王亚秋全家一贫如洗。王亚秋从小常听母亲开玩笑说，“为了把你养大，我们连扫帚都卖了。”
中国共产党应深深致歉——并充分赔偿——的，还有因一孩政策导致女性不足而遭拐卖的妇女们。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传统加上一孩政策，造成大约三至四千万“消失的女性”，拐卖妇女和少女的需求应运而生，发展成跨越亚洲各地和中国境内的人口贩卖产业。
最恶劣的案例之一是小花梅，一位被铁链栓住、衣衫褴褛的八孩母亲。在2022年冬奥会前夕，当中国政府已能运用高科技制造雪花、监控群众、审查异见人士，许多中国人却为这幕中世纪景象瞠目结舌。有关当局起初企图掩人耳目，终因舆论沸腾而以拐卖罪嫌逮捕多人，包括她的丈夫。当局表示小花梅从1998年起遭多次转卖，但她不过是众多受害个案之一。人权观察纪录到多名受害者被以三千至一万三千美元价格出售后遭反覆强奸，而且通常被迫抛弃与买主生育的子女才能换取自由，造成她们痛苦万分。
受到中国生育政策冲击的，并非仅限低收入女性。
为了提高出生率，中国共产党持续限制离婚和人工流产，压缩女性的选择空间——这又是一件应当道歉的事由。
2020年起，中国共产党修法提高离婚门槛，规定申请协议离婚的夫妻必须等候30天“冷静期”。女性权利人士警告，由于中国四分之三的离婚是由女性提出，这种规定可能对女性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包括使家暴受害妇女困于险境。强制“冷静”看来有相当效果，因为政府统计显示2021年登记离婚件数出现锐减。但有些专家表示，件数减少也可能是因为疫情影响导致离婚案件在法院排程困难。
中国政府还在加大力度限制人工流产。 2021年9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将“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列为促进妇女发展措施之一，这是中国政府持续侵犯女性生育权利的又一例证。今年4月，官方媒体《人民政协报》的一篇报导也引用专家意见，提倡“对不符合流产情形的堕胎行为给予相关责任人严厉处罚”。
原可避免的灾难
可悲的事实是，一孩政策的痛苦措施并无真正理据。中国共产党曾经试图将它合理化为振兴经济、拆除人口定时炸弹的关键步骤。但在实施一孩政策的整整十年以前，中国早已藉由“晚、稀、少”的家庭计画政策，以较少强制性的手段，成功将家庭人口数减半。许多人口学家认为，中国不需乞灵于一孩政策的极端方法，也可以减缓人口增长并推动经济发展。毕竟，在中国实行一孩政策的大约同一时期，韩国、台湾、新加坡和泰国的出生率也有显著降低。现在，这几个国家也都在设法提高生育率——但它们不需要处理像中国面前这么大规模的问题，包括人口贩运、人口海啸以及大量旷男怨女。毫无必要地造成所有这些痛苦，真是一件应当道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