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报刊不停咒骂各种团体，指控他们涉及洗钱、鼓吹暴动和支持犯罪组织。官媒警告，这些团体是“社会的慢性毒药”，是“必须铲除的毒瘤”。由于情势恶劣，这些报刊呼吁，香港政府是时候出手镇压了。
你可能以为它们在谈论什么重大犯罪团伙，甚至恐怖组织。其实不是：这些亲北京媒体批评的是香港的各大工会。成立48年来，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服务的是95,000会员；它的会员中心以贩售文具用品出名。和这个教员工会类似，香港记者协会、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和香港护士协会也都有着捍卫公民自由与劳工权利的悠久光荣历史。
通常，北京官媒点名批判之后，香港警方就立刻猛扑而上。为避免遭受调查和拘捕，许多公民团体只好选择解散——先是教协，现在轮到全港第二大工会职工盟。
对于北京镇压香港，国际关注的目光总是集中在少数知名人物，例如魅力十足的青年抗议领袖黄之锋，或《苹果》报业大亨黎智英。外界较少注意的是，中国也在打击香港各大工会，抓捕工会人士，而这些人正是公民社会的骨干。
在一个超级资本主义的城市中，争取劳工权利本来就如逆水行舟，如今更变成高危险工作。 7月下旬，警方拘捕五名香港语言治疗师总工会成员，指控他们出版的儿童绘本是“煽动刊物”，因为书中将警察画成狼、示威者是羊。其他多位知名工会人士和工会倡导者，也以危害国家安全等含糊罪名被捕入狱。
数十年来，前职工盟主席李卓人等工会人士经常组织罢工或在工厂门口扎营，要求劳资协商——这在1980年代市民眼中属于“过激”行为。鉴于缺乏民主与剥削劳工两者紧密相关，教协和职工盟陆续参与选举政治。李卓人曾任民选议员逾20载， 直到2016年。
香港劳工运动的动能在2019年抗争过程中大有提升，当时每七名港人就有两人参与示威。全港罢工获得更多市民认同。各领域专业人士——从发型师到会计师——总共创建了近4千个新的工会组织。
中国政府深知草根组织的威力，对香港这种发展势头无疑备感威胁。如今，中国共产党高层——不同于出身寒微的创党元老——尽是些亿万富豪，其家族财富与党的命运相嵌相系。他们，以及他们亲手挑选的治港菁英，都明白被赋权的劳工是他们政治与商业模式的对立面。
2020年6月， 北京实施严苛的《港区国家安全法》，逮捕社运人士，禁止示威抗议，以恐惧笼罩全港。为了替所谓无产阶级政党镇压劳工运动的做法自圆其说，当局拿出威权主义老调来抹黑这些工会和其他公民社会团体，说它们是“反中乱港”的“外国代理人”。北京控制下的工会——例如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则将取得香港劳工界唯一代表的地位，就像中国内地的同类机构一样。
香港各工会的覆灭，不仅是香港一地的损失。长期以来，这些工会一直是促进中国和亚洲劳工权利与民主的劳工组织交叠社群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政府同时也打压中国大陆的劳工权利团体，在高度依赖中国产品的全球供应链当中，劳工的苦难将失去一个宝贵的窗口。
世界各地工会可以声援陷入困境的香港工会，重拾波兰与南非类似抗争的遗绪。他们也可以施压中国政府释放工会领袖，要求本国政府以更强烈措施制裁应为镇压负责的中、港官员与实体，以及支持那些仍能推动香港和中国大陆劳工权利的工会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