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報刊不停咒罵各種團體，指控他們涉及洗錢、鼓吹暴動和支持犯罪組織。官媒警告，這些團體是「社會的慢性毒藥」，是「必須剷除的毒瘤」。由於情勢惡劣，這些報刊呼籲，香港政府是時候出手鎮壓了。
你可能以為它們在談論什麼重大犯罪團夥，甚至恐怖組織。其實不是：這些親北京媒體批評的是香港的各大工會。成立48年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服務的是95,000會員；它的會員中心以販售文具用品出名。和這個教員工會類似，香港記者協會、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和香港護士協會也都有著捍衛公民自由與勞工權利的悠久光榮歷史。
通常，北京官媒點名批判之後，香港警方就立刻猛撲而上。為避免遭受調查和拘捕，許多公民團體只好選擇解散——先是教協，現在輪到全港第二大工會職工盟。
對於北京鎮壓香港，國際關注的目光總是集中在少數知名人物，例如魅力十足的青年抗議領袖黃之鋒，或《蘋果》報業大亨黎智英。外界較少注意的是，中國也在打擊香港各大工會，抓捕工會人士，而這些人正是公民社會的骨幹。
在一個超級資本主義的城市中，爭取勞工權利本來就如逆水行舟，如今更變成高危險工作。7月下旬，警方拘捕五名香港語言治療師總工會成員，指控他們出版的兒童繪本是「煽動刊物」，因為書中將警察畫成狼、示威者是羊。其他多位知名工會人士和工會倡導者，也以危害國家安全等含糊罪名被捕入獄。
數十年來，前職工盟主席李卓人等工會人士經常組織罷工或在工廠門口紥營，要求勞資協商——這在1980年代市民眼中屬於「過激」行為。鑒於缺乏民主與剝削勞工兩者緊密相關，教協和職工盟陸續參與選舉政治。李卓人曾任民選議員逾20載， 直到2016年。
香港勞工運動的動能在2019年抗爭過程中大有提升，當時每七名港人就有兩人參與示威。全港罷工獲得更多市民認同。各領域專業人士——從髮型師到會計師——總共創建了近4千個新的工會組織。
中國政府深知草根組織的威力，對香港這種發展勢頭無疑備感威脅。如今，中國共產黨高層——不同於出身寒微的創黨元老——盡是些億萬富豪，其家族財富與黨的命運相嵌相繫。他們，以及他們親手挑選的治港菁英，都明白被賦權的勞工是他們政治與商業模式的對立面。
2020年6月， 北京實施嚴苛的《港區國家安全法》，逮捕社運人士，禁止示威抗議，以恐懼籠罩全港。為了替所謂無產階級政黨鎮壓勞工運動的做法自圓其說，當局拿出威權主義老調來抹黑這些工會和其他公民社會團體，說它們是「反中亂港」的「外國代理人」。北京控制下的工會——例如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則將取得香港勞工界唯一代表的地位，就像中國內地的同類機構一樣。
香港各工會的覆滅，不僅是香港一地的損失。長期以來，這些工會一直是促進中國和亞洲勞工權利與民主的勞工組織交疊社群的一部分。由於中國政府同時也打壓中國大陸的勞工權利團體，在高度依賴中國產品的全球供應鏈當中，勞工的苦難將失去一個寶貴的窗口。
世界各地工會可以聲援陷入困境的香港工會，重拾波蘭與南非類似抗爭的遺緒。他們也可以施壓中國政府釋放工會領袖，要求本國政府以更強烈措施制裁應為鎮壓負責的中、港官員與實體，以及支持那些仍能推動香港和中國大陸勞工權利的工會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