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全世界寻求利用科技维持人际联系并遏制病毒传播。学校、办公室和关键公共服务为了因应封城而转移到线上。世界各国政府都试图从各种个人数据追索病毒的传播轨迹。从某些角度看，疫情证明了科技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也凸显并扩大了存在已久的人权保护漏洞，不分线上、线下。
当疫情来袭，许多国家提出或延长监控计划，其规模和侵入性均属空前，它们错误地认为全面监视有助于限制人们的行动，进而遏止病毒传播。在莫斯科，政府利用该市庞大的人脸识别摄像机网络，以及一种“社交监测”追踪APP执行隔离命令。中国使用一种算法不公开的APP对使用者的感染风险进行评估，据以限制其行动。在巴林，自我隔离或检疫期间必须使用“BeAware”（警觉）APP，它会将定位讯息传送到中央政府伺服器，并在使用者离开手机时向当局示警。
在其他地方，无所不在的大规模监控引发了激烈争论，即如何减轻为缓和新冠病毒传播而进行数位监控的最严重人权风险。各国政府、企业和一些隐私权倡导者正在开发“保护隐私”的数位接触者追踪方案。
2020年4月，谷歌和苹果公司推出一种支援手机APP的软体，试图利用蓝芽讯号追踪与新冠病毒阳性使用者的接触，其构想来自一群欧洲学者与技术人员设计的开源协定。两家公司承诺要强力维护用户的隐私与安全。按照它们的规则，接触者追踪APP必須由政府或其代理机构开发、属自愿性质、不收集定位数据、尽可能收集最少数据，而且尽量不存入中央管理的资料库。私营企业能制定出这些条款，显见科技业者的权力之大。
但这些设计上的选择，反映出对弱势群体使用科技产品的方式，以及他们在线上面临的威胁所知有限。他们预设的手机追踪逻辑——即每个用户连结一支手机——并不符合某些人的使用经验，例如移住劳工或难民，他们必须分享手机，负担不起经常连线的费用，或者常常遇到断网。巴林和菲律宾的维权人士与科技专家也告诉人权观察，企业所承诺的隐私保护机制恐怕无法充分减轻廉价手机的安全弱点，尤其在广泛实施数位监控的国家。
迄今，接触者追踪APP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有效程度仍众说纷纭。在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一种同样依靠蓝芽扫描的新冠病毒追踪APP，但没有像苹果和谷歌那么完善的隐私保障。政府对这种APP作了设定，将某些用户的数据提供给公共卫生单位，理由是为了接触者追踪的必要。但卫生官员事后坦承，这个耗资1,240万美元开发的APP，并未发挥揭露密切接触、防范疫情爆发的预期效果。手写纪录等低技术方法反而证实更加有效。
这种APP启用的前9个月，在新南威尔士找到了17例手写接触者追踪法未能发现的密切接触，又在一次疫情爆发期间找到544例接触。在这544例当中，有2人确诊阳性。政府没有公布用户数据，并以维护公共安全为由拒绝一家报社要求讯息公开。
急于采用数位接触者追踪系统，也打开了隐私与安全问题的潘朵拉盒子。
澳大利亚有超过七百万人下载政府APP，但其中近三分之一使用的是带有错误和安全缺陷的较旧版本。在新加坡，政府坦承其“合力追踪”（Trace Together）接触者追踪APP及蓝芽追踪器所收集的数据也提供警方执行部分刑案侦查，违反政府原先的承诺。新加坡政府后来制定新法，将警方利用“合力追踪”数据侦办特定刑事犯罪合法化。印尼和菲律宾所使用的其他接触者追踪技术，也造成人民的敏感个人资料（包括定位）被政府和未经授权使用者获得。
政府若依赖这些风险性、侵入性和未证实的技术，也可能危害到社会保障措施。据报导，美国有21家失业保险机构为了防范诈领福利，使用人脸识别软体对前来申领失业保险或其他疫情福利的人士进行扫描。这种作法无异强迫申请人放弃隐私权，交换救命援助。也有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抱怨，用软体进行身分验证的困难导致他们迟迟无法领取救济。
在美国申领福利存在一系列技术问题，这种困难只是最新一例。自疫情开始以来，许多人都反映网站频繁故障或关闭，各州失业求助热线等待时间过长，以及因为密码重置协议被迫等候邮件登录凭证。延误领取救济金的家庭被迫缩衣节食、拖欠账单并放弃必要的医疗服务。
将社会保障系统移到线上，也加剧了数位落差的影响。在英国，有530万成年人被政府归类为“非互联网用户”，低收入户、身心障碍人士、年长者、女性和某些少数民族成员使用互联网或智能手机的比例也相对较低。尽管存在这些严重的不平等，英国政府仍要求绝大多数民众通过网路申请“通用信贷”（Universal Credit），即该国社会保障支付系统，而且线下替代方案极为有限。其结果是，无法使用互联网或缺乏数位识读技能的人很难在网路上证明自己符合申领资格。
全球“优化重建”措施的一环即是加强利用科技与数位化，这种呼声可能日益响亮。但是，如果没有认真反思其人权意涵，便有可能加深不平等，并使政府和私营企业获得强制与监控群众的强大权力。
关键在于，科技如何、以及为谁增益价值。如果科技确实有助于疫情防治与疫后复原，就必须进行公开、多元、透明且真诚的公共讨论，确认何种类型的公共数位基础设施最符合大众需求。换言之，不能再将科技视为强制与监控的工具，或将疫情当作大规模收集个人数据的机会。任何科技应用应当基于人权标准，以人人得享尊严生活为其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