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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网络性侵案凸显政府应对不足

一切司法应对须以被害人权利为首要考量

赵周彬(中),韩国网络性勒索“N号房”事件主嫌,由警方移送检察官讯问前,在警局外被大批记者包围,韩国,首尔,2020年3月25日。 © Kim Hong-Ji/Pool Photo via AP

上星期,警方逮捕在Telegram等即时通讯软件上多个性侵聊天室的管理者,引发韩国各界热烈关注女性面临网络性暴力问题。这起骇人案件始于2018年底,据指控至少有58位成年女性和16位未成年少女遭到胁迫或勒索。有关当局已羁押另外18名共犯,并有一百多名聊天室会员遭到逮捕

根据新闻报道,这些聊天室的会员(部分聊天室成员有重叠)共计约26万人,入会费每人最高韩币150万元(1,200美元),并且必须上传厌女图文以供“验证”身份。聊天室管理者先编造理由,例如提供打工机会,引诱女性提供裸照或其他含有性或暴虐内容的影像,同时收集她们的姓名、联络方式等个人资料,再利用这些材料勒索她们,拍摄愈来愈惨无人道的视频。

俗称“Telegram N号房事件”的这起案件爆发后,马上激起各界公愤。数百万韩国人参与连署,要求警方公布聊天室管理者及所有会员的真实身份。

韩国政府的反应相当明快。警方罕见地于本周稍早公布聊天室管理者的身份,即24岁的赵周彬(音),检察厅则宣布将公开部分侦办情况。总统文在寅呼吁警方彻底调查该聊天室,并承诺提出更多对策以根本杜绝网络性犯罪。司法部也发出新闻稿,为该部面对数字性犯罪“反应慢半拍”致歉,并誓言将予更严厉打击。警察厅长承诺彻查“N号房事件”案,并成立两个新的单位,一个负责与海外执法当局及科技业者合作办案,另一个是检方领导的任务编组,除纳入儿童和青少年犯罪专家外,还负责追讨相关罪犯的非法所得。

政府对数字性犯罪加强关注是很重要的,因为法律、执法和被害人援助各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缺陷。2018年,女权人士抗议普遍发生在厕所和更衣室等场所以隐藏式摄像头盗录女性影像并加以传播的恶行,促使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打击数字性犯罪。但韩国法律仍然纵容许多加害人免于严厉处罚,警察和检察官常常忽视或不当处理这类案件,导致被害人二度伤害且正义难伸。

“Telegram N号房事件”代表一种新颖且特别恶劣的数字性犯罪模式,它是更广泛趋势的一环,亟待韩国和其他国家作出全面应对。各国政府应当审慎改革刑事法律以保护女性免于暴力威胁,并在保护女性隐私权的同时兼顾言论自由。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必须以被害人的权利作为一切司法应对的首要考量,各国政府则应确保被害人获得心理健康援助、法律援助和民事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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