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应立即将被关在新疆“儿童福利”机构和寄宿学校的儿童交还其家属。政府应停止不必要地将维吾尔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儿童与家人拆散。
自2017年起，中国在新疆实施“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估计造成一百万突厥裔穆斯林遭到任意拘留，关进非法的政治教育营。还有不知多少人关在看守所或监狱。无数儿童因父母被抓或流亡而被中国当局送进国营儿童福利院或寄宿学校，既未经父母同意，也不准亲属探视。
“强迫亲子离散，可能是中国政府在新疆高压统治的最残酷一面，”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应当立刻将这些儿童送交国内亲属监护，或允许他们出国与父母团聚。”
人权观察访问了五户来自新疆现居海外的家庭，他们都说无法与国内子女联系。部分家庭已知、其他则推断其子女已被当局送进国营儿童福利院，未经任何家属同意。
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人阿卜都拉合曼・土赫提（Abdurahman Tohti）说，自从2016年8月他的妻子被当局拘留后，他就联络不上家里的4岁儿子和3岁女儿。今年1月，他在一段网络视频中发现儿子在学校用中文回答问题。“我想念我的孩子们和我太太，”土赫提说。“我非常希望他们回来。我担心一辈子再也看不见我的孩子了，他们以后会不认识我了，他们可能已经被同化成中国人，把我当成敌人看待。”
没人知道有多少新疆儿童未经同意被送进国营儿童福利院和寄宿学校。当地受到政府严密监控，任何抗议或与境外联系者都会受到严惩，因此缺乏全面性的报导。许多旅居海外的突厥裔穆斯林已完全无法联系留在新疆的家属。“新疆受害者数据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网站收集到超过5千名新疆居民──包括百馀名儿童──对他们被判刑入狱、被关押在政治教育营或遭其他方式限制行动自由的经历陈述。
新疆政府文书甚少说明有关国营孤儿院的收容决定。官方文件没有说明应经何人同意、由什么单位决定移送收容、以及是否有何程序确认同意或接受申诉。根据人权观察已发布的报告，有些地方政府收到上级命令，收容孤儿人数必须达成一定指标。
除了将儿童移送孤儿院未经同意或缺乏法律依据，人权观察也极为关切相关设施的作为可能剥夺儿童的基本权利和文化传承。据中国官媒和政府网站报导，新疆寄宿学校用中文授课──令人关切儿童学习母语的权利──并以爱党爱国歌曲教儿童唱歌跳舞。政府喉舌大力吹嘘寄宿设施如何造福儿童，使他们远离“极端思想”的影响，培养更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礼节。
曾在2018到2019年访问新疆的外国记者，都未能到访或拍摄这些学校，报导其中教学实况。那些铁丝网、围墙和监控摄像头，看来更像是防范囚犯脱逃而非保护儿童。
多种迹象显示，“严打行动”展开后，新疆当局向孤儿院和寄宿学校投放了更多资源。人权观察、独立学者和国际媒体均发现许多政府文件，内容包括双亲被捕儿童的收容政策、孤儿院和寄宿学校的管教办法以及相关设施扩建的招标公告等等。
由官方统计数据也可看到同样情况，最近一项研究显示，过去三年新疆突厥裔穆斯林聚居地区的教育开销、幼儿园入学率和学校地板面积突然大幅提高。各国政府依据国际人权法均负有改善教育的义务，但不能用任意强迫儿童脱离家庭的方式达成。
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3条规定，对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然而，中国法律并未授权政府当局将儿童与父母拆散而接受国家安置，也没有任何法定程序允许这样做。
中国已于1992年批准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承认家庭是儿童成长和幸福的自然环境。依据该公约，各国政府有义务确保不违背儿童父母的意愿使儿童与父母分离，“除非主管当局按照适用的法律和程序，经法院审查，判定这样的分离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而确有必要。”通常唯有父母涉及虐待或忽视儿童，才需要做出这种裁决。
就算有必要采用替代性照料方案，也应优先交付近亲属照料。使儿童脱离家庭照料应作为最后手段，而且应当尽可能限于暂时性，持续时间应尽可能缩短。对于有主见能力的儿童，官员必须确保他们有权就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务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儿童的意见应按其年龄与成熟程度给予适当看待。
所有与替代性照料有关的决定均应充分考虑到有必要让儿童留在离自己惯常居住地尽可能近的地方，以便其与家人联系及在可能时重返原生家庭，并尽量减少对其教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扰。
《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对于儿童或其父母要求进入或离开一个国家以便与家人团聚的申请，应以“积极的人道主义态度迅速予以办理”。并应确保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不致因提出这类请求而承受不利后果。父母居住在不同国家的儿童，有权同父母双方维持亲近关系和直接联系。
该公约并保障出身于族裔、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的儿童，不得剥夺他们与群体其他成员共享自己的文化、践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5个国家以及包括人权观察在内的众多人权团体均已向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允许独立观察员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评估当地人权侵犯的范围与规模。相关组织，例如伊斯兰合作组织，应同样支持这种视察。
“各国政府应大声抗议中国当局在新疆的镇压行动为无数家庭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理查森说。“各国应正告中国，家庭团聚是基本人权。”
无法联系在新疆子女的父母陈述
迪勒努尔（Dilnur），来自喀什定居加拿大的维吾尔人，从2017年4月至今一直联系不上她的8岁女儿和6岁儿子。丈夫过世的迪勒努尔于2016年5月离开新疆到土耳其留学──当时她的家乡还没开始大规模任意拘留──身边只带着她最大的孩子，一个女儿。迪勒努尔申请不到儿子的护照，小女儿当时健康不佳，所以把这两个孩子留给他们的祖父母照料。
迪勒努尔一直联系不上她的父母和她的兄弟一家人，怀疑他们可能都被送进政治教育营了。她发现社交媒体上许多新疆朋友把她从联络人删除，或拒绝她加为好友的请求。她经常拜托中国其他地区的朋友替她联络新疆家人，但总是徒劳无功。结果，她说她已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协助她查询孩子的下落。
“每次有新的宣传视频出现在抖音，我就拼命寻找我的孩子，盼望在这些视频里发现他们的所在。但我一直找不到。每一次在街上见到和我孩子年龄相仿的小孩，我就止不住掉泪。我的眼睛都快哭瞎了。”
买买提若素尔・哈桑（Memetrasul Khasan），来自喀什现居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人，自2017年3月妻子被当局抓进政治教育营之后，完全无法联系14岁的两个孪生儿子。哈桑也一直联络不上其他住在新疆的亲人，帮他查找孩子下落。
“我很想念我的孩子们。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的亲人全都被抓走了，没人可以照料我的孩子。我已经给中国政府写了50封信，把信交给中国驻比什凯克大使馆。我要求中国政府放了我的孩子和我姊妹的孩子，并且允许他们过来吉尔吉斯，回到他们的祖国。”
哈桑的母亲，哈丽马罕・阿贡扬基兹（Khalimakhan Akunjankyzy），有五个女儿已经成年，其中三个被关进政治教育营。她不知道另外两个女儿和16个孙子女的下落。
“我不知道我的16个孙儿在哪里。他们全都不见了。我好想念他们。我常做梦，梦见我所有的孙子、孙女都回到吉尔吉斯，和我们团圆。”
马合木提江（Mahmutjan），来自吐鲁番的维吾尔人，2016年2月因家人申请不到护照而只身前往土耳其。2016年10月，他的太太和长女也到土耳其团聚。2018年9月到2019年6月，当局未经马合木提江或其家属同意，就把他当时年仅7岁的次女送到寄宿设施。期间他女儿一度生病，当局暂时把她送回马合木提江的兄弟家中照料。但马合木提江从7月至今未再得到她的任何消息。
“我的二女儿从儿童营被放回时，骨瘦如柴，满脸病容。他们没有好好照顾她。看她的照片让我非常心痛。他们把她带走几个月后，又把她送回我兄弟家，因为她的脚趾感染。我兄弟的家人带她看医生，使她健康好转。然后政府又来把她带走。”
马合木提江谈到太太因为与孩子分离而受影响：
“我太太伤心得不得了。她有时要喊大女儿，却叫出二女儿的名字。我太太已经精神失常了。她总是梦见孩子们。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女儿们带回来团聚，尤其是二女儿。她崩溃了，她失去健康。”
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来自和田、现居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自2017年7月当局将他的妻子关进政治教育营后，一直无法联系他的四个孩子，年龄分别是13岁、6岁、5岁和2岁。阿齐兹得知，他的大孩子住在新疆外婆家里，但其他三个孩子仍下落不明。阿齐兹的父亲已去世，母亲住在伊斯坦布尔。他有两个兄弟还在新疆，但同样下落不明。他试过各种方法，都找不到他的孩子和兄弟们。
“以前我们一家团聚，多么幸福。我每天至少看到孩子们一次。他们非常爱我。每一天我回到家，他们都跑上来抱我。他们现在去了哪里？他们死了吗？还是生病了？我今生今世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一面我的太太和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