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是否全靠保密？这问题看似理所当然，仔细一想却大有文章。没错，我们所珍惜的隐私大多藏匿在公众视线不及之处，但并非全都如此。我们在公共场所也需要保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但侵略性不断提高的数码监控加上人工智能，已造成“公共”隐私岌岌可危。
我住在纽约市。当我走在曼哈顿街头，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我，观察我的举动。以前我做过检察官，经常要督导跟监办案。你得派出好几组探员，交替跟踪以免对象发觉，有时还要24小时轮班。政府会将这种资源留给比较重大的案件。
一般人都知道，不会有人浪费时间监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么做根本不值得。所以，如果我们想私下见哪个人或去什么地方不让别人知道，通常是可以办到的。
但现在不一样了。大多数人随身携带的手机，可以对我们的一举一动做实时数字记录，并可通过电信或网络业者调取。就算我们把手机丢在家里，几乎无所不在的廉价摄像头仍然可以追踪我们的行迹。随着人脸识别软件的精确度不断提高，政府将来可以跟踪我们到天涯海角。
还有人工智能，也使公众监控的规模和侵犯性更加扩大。配备人工智能的人脸识别软件，使各国政府甚至其他机构愈来愈能精确辨识街头行人的身份，你我都将无所遁逃。它可以比对我们的各种私人纪录，例如移民地位、选民登记、金融信息和社交媒体留言。
由于存储海量资料的能力不断提升，相关工具不仅可以追踪我们的下一步，也可以重建我们的过去，这是传统跟监人员做不到的。和指纹不同，人脸识别技术不仅可以让政府或企业知道我们在不在某个犯罪现场，还可能知道我们有没有去过其他许多地点。当警察部门耽迷于增进这种侵入日常生活的能力，跟着出现的便是全知的“老大哥”。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恶果，同时考虑到识别错误的风险，旧金山最近决定禁止警察和其他市政机关引进这种技术。
在美国，最高法院已开始意识到公众监控的危险。在卡本特控美国案（Carpenter v. United States, 2018），法院认定“个人应可正当期待因[监视手机定位]而被获取的物理移动纪录可享有隐私。” 和其他隐私权利一样，这种权利是有条件的。政府若发现某人有犯罪迹象，即可向司法机关提示怀疑该人实施或计划犯罪的合理事证，请求许可对该人进行监控。但若没有法院命令，就不应允许政府将我们的行动记录建档。
中国政府对监控工具的运用，说明我们为何需要全球性的公共场所隐私权。遍布全国的监视摄像头，不仅配备人脸识别能力，也能辨识物体和车牌号码。中国公安部门还想把监控信息和他们广泛收集的生物识别数据，包括DNA和语音样本，互相匹配。做这种大数据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找出政府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士──由此可见，这种隐私权也隐涵了言论自由权。这种敌托邦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中国完全没有足以对抗国家监控的司法保障，更不存在能够保护人民的独立司法体系，以及可以揭发弊端的自由媒体。
这些技术在中国对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突厥裔穆斯林的镇压中最为显眼，目前约有一百万人遭当地政府扣押，接受强迫的思想灌输。据人权观察揭露，当地警方利用大数据系统监控2200万自治区居民，根据是否使用WhatsApp等“可疑网络工具”或用电量“过大”等标准选择侦讯对象。
更糟的是，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如何将个人数据用于社会控制和行为工程，包括“社会信用体系”，根据当局认定的好坏标准对个人行为给予奖励或惩罚。
中国政府并不孤单。总部设在以色列、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多家公司正在开发这些技术，并将其出售给各国政府，让它们拿来监控和镇压自己的国民。加强对这些工具出口及销售的全球控制，已是刻不容缓。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在公共场所享有隐私的明确权利。
肯尼思・罗斯是人权观察执行董事。此前，罗斯曾任纽约州联邦检察官，并曾在华盛顿参与侦办伊朗军售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