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近来高潮迭起:政治丑闻,国家安全威胁,觉得有必要重新制定落伍的法律,北京气急败坏的声明。很自然地,澳大利亚举国官员和民众都在纳闷,如此复杂又火药味十足的关系究竟伊于胡底。

但在澳大利亚极力在澳中关系的利益与威胁中求取平衡的同时,解决难题的一个关键因素却被争论所忽略:应如何施压促进中国尊重境内人权。

自2013年掌权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政府一手导演了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后最广泛的人权倒退。通过一系列有关国家安全、网络监控和公民社会的立法,中国政府正在紧缩从公正审判权到隐私权,再到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全面限制。当局为扑灭一切异议端倪而极力扩大部署群众监控系统,并将少数民族与宗教视为头号大敌:数十万突厥裔维吾尔族穆斯林以“思想教育”名义遭到任意拘押,尽管这种做法毫无法律依据。

光是在国内限制人权还不够,中国当局还把这种高压政策延伸到全球。人权观察记录到中国有计划地破坏联合国人权机制,剥夺民间独立人士──不论是否针对中国──在全球论坛发声的能力。中国并且自行设立不受人权监督的机构,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时用各种手段操纵既有机构,例如国际刑警,成为其侵权工具。

中国共产党对其全球搜捕贪污嫌犯的行动充满自信,甚至派出中国公安和中共“纪律”部门官员前往澳大利亚等国,不予当地执法部门通知,迳行胁迫搜捕对象返回中国。世界各国大学校园里的自由讨论正面临威胁的事实,现已成为澳大利亚民众的常识。

澳大利亚政府对上述事态发展的回应,顶多只能说是敷衍了事。它刻意将大部分人权议题局限于官方双边对话,但和其他多数国家一样,这种对话只是关起门来进行,对于急需感受到外部世界为他们的权利大声疾呼的中国维权人士和一般民众来说,实际上毫无作用。这种对话形式也正好投合中方官员所好,他们就是想掩盖人权议题,将其排除在高层会议之外。中国从2014年左右开始要求降低对话层级,此后一直未见下一轮对话登场(一度宣布将举办对话的前外长唐纳,似乎也忽略了这个事实)。

澳大利亚有时也加入──但非领导──具有关键重要性的国际干涉行动,包括2016年3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对中国镇压维权人士与律师的空前联合声明,以及2017年3月呼吁北京停止迫害人权律师的联名信函。外长毕夏普曾于2017年3月在新加坡演说时,暗示将对不民主的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澳大利亚驻华外交官也曾尝试旁听政治案件庭审,以及会见人权护卫者。

但澳大利亚有没有在最需要的时刻,以一贯态度对中国施压,借以捍卫该国所自许珍视的价值呢?答案很简单:没有。

当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刘晓波在狱中获颁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时为反对党领导人的毕夏普曾亲自撰写社论,呼吁中国让他到奥斯陆领奖。但当刘晓波2017年在拘押中病故时,她却仅以简短声明回应。

确实,我们已想不起上一次澳大利亚高阶外交官公开要求查办六四屠杀责任,或公开批评中国领导人迫害人权护卫者是在何年何月了。今年稍早,中国在人权理事会提出一份的决议案,内容违背国际人权法律与规范关键元素──将决定权交给各国政府,钳制独立公民社会,拒绝讨论问责议题。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包括澳大利亚,都选择弃权;只有美国对这份公然缩减人权的决议案投下反对票。

即使当中国对澳大利亚进行政治干预引起激烈争论后,坎培拉也把关注焦点局限在间谍行为、“外国代理人”登记和禁止外国资助政党及“政治性”团体等问题上。不太注意异议人士和澳大利亚华人遭受胁迫的问题,更不关心如何改善中国人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不是中共热中在世界各地审查批评言论、强加观点于人,各界或许不会如此关注澳大利亚学术和新闻自由受到的威胁。如果中国存在独立、可信赖的司法制度,澳大利亚可能不会在贸易上──或胡士泰、冯崇义等人的案件上──遇到这么多头痛问题。如果外交部长毕夏普能够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性别歧视言论(做得很对!),她也应该同样批评习近平主席,因为他的政府定期刊登“只录取男性”的征才启事。

最近北京终于向持续不懈的朝野外交努力低头,释放已被软禁8年的刘晓波遗孀刘霞出国。她的获释证明,基于价值的人权干涉是可能成功的。

中国的人权迫害当然不是因为澳大利亚没有尽力干涉,但澳大利亚政府的半吊子施压只会让中国政府食髓知味。时至今日,中、澳两国人权状况日益相互牵动,已是不争事实。问题只在澳大利亚能否正视危机,挺身为所有人的人权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