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澳大利亚外长茱莉・毕夏普（Julie Bishop）和中国外长王毅在坎培拉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两国进一步加深战略伙伴关系。同日，澳大利亚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提出“附带注意事项”的建议，支持澳大利亚政府批准与中国签署的引渡条约。其注意事项包括“应审酌中国司法制度的现状”，以及每一个由澳大利亚被引渡的人员都必须得到“中国承诺给予公正审判”。
然而，该委员会和坎培拉当局应该考量中国近期法律发展，才能在投下信任票、通过条约之前做出更好的判断。1月中旬，中国首席法官公然抨击司法独立观念，对那些还在怀疑中国司法系统是否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人士而言，无异当头棒喝。1月下旬，媒体报导被强迫失踪年馀的人权律师惨遭酷刑，其中一人濒临精神崩溃。1月底，与中国党政高层关系密切的一名亿万富豪，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遭人自其下榻的豪华酒店绑架，带回中国大陆。
切实评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认识到如下事实：它严重剥夺人民最基本的公正审判权利，甚至普通刑事案件亦皆如此；被告可能受到虐待与酷刑──虽然政策上禁止刑讯逼供──且几乎不可能得到救济；中国安全部队在海外追踪潜逃的贪污嫌犯，不问相关主权国家是否同意，包括澳大利亚；尽管国内外改革呼声数十年不坠，中国政府不但没有依据国际人权标准修改主要刑事法规，反而制定更多侵权法律。
该国会委员会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加强收集信息，并在必要时发布报告，被引渡的澳大利亚公民是否已经受审，是否被认定犯罪，以及被判处何种刑罚。”但若澳大利亚现在无法取得这些依照多国条约应该提供的信息，何能相信一纸引渡条约就能改善情况？
更糟的是，该委员会在声明中一个字也没说，上述保证若未获履行，澳大利亚该如何应对。
澳大利亚希望保护本国公民的安全，而引渡条约有助于此，无可厚非。但澳大利亚若真如坎培拉当局所一贯自诩，试图通过改善中国法治来保护其国人，就必须对中国提出明确的最低要求──释放人权律师，废止侵权法律，保障嫌疑人获律师帮助──作为在这条崎岖道路上向前迈进的前提。为中国不公至极的司法制度擦脂抹粉，对两国人民没有一丁点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