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敏感性”──新西兰副总理英格利希（Bill English）等政府高官就是用这个理由，令人惊讶且极度怯懦地，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会见香港民主派资深领袖李柱铭与陈方安生。执政的国家党没有一名官员接待这两位威灵顿访客，只有工党和绿党的代表和他们会面。
新西兰应该记得，它的立国基本原则──法治、新闻自由、政治参与权与和平批评政府的权利──正在中国遭到践踏。在香港，陈方安生、李柱铭和成千上万学生及市民曾发动和平抗议，争取决定香港本地政策的权利。地方和中央政府领导人却驳斥了他们的诉求，并起诉部分学生运动领袖。
新西兰与中国交往的政策向来首鼠两端：每逢中国侵犯人权、威权统治的元首来访，新西兰政府总是铺上红毯欢情迎接。过去，前总理克拉克（Helen Clark）曾在威灵顿接待李柱铭与陈方安生，高声力挺港人争取普选。但这位克拉克又甘冒骂名，仅仅同意在布里斯班机场贵宾室会见达赖喇嘛，而非给予重要领袖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应得的礼遇。
新西兰对更广泛中国人权议题的关注也是如此。威灵顿维持低调的双边人权对话，很少公开谴责中国囚禁人权护卫者、制定侵权法律，也不愿表态支持和平的异见人士。就连是否祝贺狱中异见人士刘晓波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新西兰都踌躇不前。
除非中国政治能有重大改革，新西兰不可能从双边关系中获取所欲。这尽管主要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努力，但外部支持也不可或缺。做为重要角色，倘若新西兰自甘牺牲其捍卫人权与民主的令誉，幻想借此讨好北京，它采取的就是一种危险的短视策略。究竟谁在决定新西兰的中国政策──是它的民选代表们，还是北京的威权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