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被菲律宾人权团体联盟描述为“法外杀害刑事和药物犯罪嫌疑人浪潮”的一个案例。
7月14日凌晨2点50分：身分不明的马尼拉大都会仙范市第43号药物犯罪嫌疑人被发现死亡，双手反绑，头脸被胶带紧裹，身上纒著八包疑似冰毒[安非它命]
7月13日早晨5点：甲米地省达斯马利尼亚斯市涉嫌药物犯罪但未列入该市药物罪犯观察名单的伊万杰琳・陈（Evangeline Tan）被发现死亡，全身遍布刀伤，双手被电线反绑；尸体上有一片纸板，写著“Wag tularan, tulak ako（别学我，我是毒贩）”。
前述命案讯息均取自《菲律宾询问者日报（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该报每两周刊出“格杀名单”专题报导，计算遭警方和不明治安人员杀死的贩运与吸食药物嫌疑犯的数目。
根据“格杀名单”纪录，从6月30日杜特尔特总统就职当天到7月18日之间，这类杀人案件共达265起，呈现“显著且无疑”的上升趋势。
警方杀害药物犯罪嫌疑人的数字正在激增这种说法，可获官方统计资料佐证。根据菲律宾国家警察发布的数据，从5月10日到7月10日之间，警方至少格毙192名药物罪嫌犯。
相较于杜特尔特胜选后头两个月的死亡人数，警方从2016年1月1日到6月15日在纪录有案的“反毒任务”中总计格杀68名嫌疑犯，显然是小巫见大巫。
警方将这些杀人事故归咎于嫌疑人“拒捕和枪击警员”，但并未提出进一步证据证明警员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杜特尔特的说词
杜特尔特政府尚未发布任何有关刑事司法或犯罪防控的政策方案。他上任也才不到一个月。
但由该政府回应警方格杀嫌疑犯人数激增的说词，足见杜特尔特在竞选期间视菲国法律和国际人权准则如无物的态度已由这位新总统落实。
他曾在竞选活动中对他的支持者这么说：
如果我能成功入主总统府...你们这些毒贩、强盗和游手好闲之辈，你们最好滚出去，因为我会宰掉你们。
在选前造势大会上，他曾向支持群众承诺要对成千上万“罪犯”大开杀戒，把他们的尸体扔进马尼拉湾。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杜特尔特将违禁药物列为全国首要问题之一，并承诺其政府“必将毫不留情，持之以恒地”执行反毒战斗。
就任迄今，杜特尔特更赞扬这些杀人事件，视之为反毒作战“成功”的明证，并且要求警察机关“再接再励”。
不容制衡
当民间呼吁参议院调查杀人事件，位居菲律宾国家警察（菲国警）首脑的警察总长德拉罗沙（Ronald dela Rosa）随即于7月11日抨击这种诉求是一种“法律骚扰”，并说它会打击菲国警的“士气”。
同日，杜特尔特政府首席司法官检察总长卡里达（Jose Calida）也为杀人的合法性提出辩护，认为这样的死亡人数“尚不足够”。
菲律宾国家警察很快就让卡里达更能轻松掌握杀人数据。7月18日，菲国警宣布将在其马尼拉总部门外设立大型电子布告板，即时更新遭警方逮捕或“消除（neutralised）”的药物犯罪嫌疑人累计数目。
共谋严重犯罪
以官方声明号召对嫌犯进行实际上的非法杀害，可能导致官员成为严重犯罪的共犯。不愿对非法杀人的指控进行调查，则可能构成废弛职务。
已有迹象显示，某些地方政治人物受到杜特尔特的竞选言论启发，著手实行潜在侵权的“防治犯罪”措施。
杜特尔特于5月10日赢得选战几天后，菲国中部宿雾市的市长当选人托马斯・奥斯曼尼亚（Tomas Osmeña）就公开宣布，该市警察单位每击毙一名“罪犯”，他将发给5万披索（1,080美元）赏金。奥斯曼尼亚并未说明警方将如何断定杀人的合法性，或如何确认嫌犯的身分。
这种做法最坏的一种形式，就是在菲律宾南部某些城市兴起的“死刑队”，他们通常与当地警察和政府官员有联系。
在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人权观察曾揭露达沃市（Davao City）市府官员和警方支持死刑队运作的内幕。数百名被视为“不受欢迎”的轻微罪犯、药物贩运者和最小仅14岁的街头乞讨儿童，都因此遭到杀害。
杜特尔特曾担任达沃市市长长达22年，而且公开赞扬这类杀人行为。
达沃死刑队相关案件从未遭到司法诉究，仅有的一次联邦调查也半途终止。有证据显示，达沃市死刑队启发了邻近的塔贡市（Tagum City）开展类似行动。与之相关的杀人案件数以百计，其执行单位由市政府支付薪饷。
侵蚀法治
在就职演说中，杜特尔特曾誓言“坚守正当程序，法治不容折扣”。遭警察杀害的嫌犯人数与日俱增的事实，要求他立刻履行诺言。
杜特尔特应当展现他对正当程序与法治的承诺，尽速下令对这些命案进行可靠且独立的调查。
菲律宾政府必须公开表明，宪法所揭橥的人权保障适用于全体菲律宾人民──即便对警察眼中的“罪犯”也当一视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