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昨天（4月28日）通过一部新法律，规定境外公民团体必须向警察机关办理登记并接受监控。别的不说，该立法措施将令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笼罩阴影，而这次高阶会议对北京来说是巩固其大国声望的重要场合。
当外交官员、商业钜子和各行各业杰出人士陆续答复邀请时，中国国内外的独立公民社会组织却连今年9月这场盛会的邀请函都不会收到。
距离峰会只剩四个月，中国才悄悄为公民社会腾出几个座位──但仅限于当局看得顺眼的组织，不像过去的G20会议那样欢迎或至少容忍更多元的观点。这种做法恐怕会封住一部分人的嘴巴，而他们本来是G20各国政府应该代表的对象。同时，它也可能会造成一种印象，即G20会议的其他出席者──平时大多与公民社会维持频繁互动──似乎都默许北京压抑独立、批判的声音。
公民社会团体不是花瓶。在G20各国，有些国家的公民社会部门贡献该国GDP达5％到7％，独立民间组织也扮演各种重要角色，包括研拟政策，提供卫生、教育和发展等公共服务──以为对政府问责。2015年G20领导人峰会公报的第一段就表示：“我们认识到，要推进包容性增长和增强信心，需要运用所有政策工具并同关键利益攸关方紧密互动。”
不邀请独立的中国公民社会团体是一大退步。G20过去曾被批评议程完全由各国政府决定，为回应批评，该组织决定邀请代表公民社会、劳工、企业、思想库、妇女和青年的“参与团体（engagement groups）”参会──此即与G20互补的“C20”峰会。首届C20会议于2013年在俄罗斯登场时，俄罗斯政府曾试图严密控制会议过程。但在2014年，澳大利亚放开了对C20的钳制，大力担保并扩展公民社会团体在G20会议中的参与；2015年的东道主土耳其也同意让公民社会参会。
我们不意外，在国家主席习近平治下，中国似乎没有C20可以说三道四的空间。习政府正针对公民社会进行多年来最猛烈的打压，其打击对象包括一些长久被中共视为眼中钉的人物：例如向以揭发内幕闻名的记者高瑜，2015年以“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七年；享有国际声誉的维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2014年因倡导民族间的和平对话而被判无期徒刑。还有许多“维权”律师、女权主义者、作家和艺术家，全都在近年内横遭骚扰甚至下狱。在G20之下关注不平等、歧视等议题的人士，正面临同样的风险。
反腐败是习近平的招牌政策之一，也被列为今年G20的重点工作之一。当前确实应该认真探讨反腐败执法如何做到公正、客观，而非变相鼓动民粹打击政敌──就像习近平现在的做法。但若中国大陆的反腐败维权人士无法到场并自由发言，这件事是做不到的。中国政府不仅应该邀请独立公民社会团体参会，而且应当释放呼吁官员财产公开而被判刑一至四年的六名“新公民运动 ”成员。
G20会议的主办国不过是众多与会成员之一。中国虽然是东道主，并不表示其他成员都得随它的音乐起舞。G20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企业人士和其他与会者──都应该向北京施压，尽可能打开杭州会议的大门。同时，如果他们希望促进中国变为一个可预期的经济行动者，就应当呼吁停止打压公民社会。
2015年12月，习主席曾说“中方将高度重视和充分采纳广大非成员国对二十国集团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既然如此，就不应让中国境内外的独立公民社会团体苦候邮箱，不知有没有机会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