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阿富汗制定了一套“反恐怖主义”计划。但它们为人权带来阴影。
中国军方首脑房峰辉将军上周访问喀布尔，提议阿富汗加入中国、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共组的“反恐怖主义”联盟，并已获得阿什拉夫・加尼总统首肯。房将军对这三个邻国的关注部分基于地缘考量，因为这三国都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享边界。
不难理解，中、巴、塔三国都相当担忧阿富汗战事外溢可能影响其安全。但房将军所谓的相关各国应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实际上意谓对国内异议人士施加压迫性的安全措施与钳制，也就是中国持续对新疆采取的策略。在此次会议上，没有任何人提到中国在新疆实施民族歧视、宗教压迫及其他侵权作为的长期不良纪录，而且这种行径已使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居民对中国产生强烈的疏离意识。
正寻求中国给予军机和雷达设备等形式的军事援助，并一直在吸引中国投资的阿富汗，早已表现出配合的意愿。2015年1月，阿富汗曾将数名维族人遣返中国，不顾他们极可能因此遭受酷刑。极欲维持此一形势的中国，则已承诺在前述新计划下提供阿富汗总值逾7千万美元的军援。
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四方协调组的成员，和美国、阿富汗共同在近几个月加强推动阿富汗和平谈判。迄今，这个协调组尚未成功说服塔利班坐上谈判桌。中国在这项谈判中对其长期盟邦巴基斯坦不见得能有多大影响力，而巴国与极端主义武装团体之间最多也只是同床异梦的关系。然而，在维护国内安全的手段方面，中国和巴基斯坦倒是大同小异。
2014年5月，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不明暴徒在闹市炸毁两辆休旅车、造成31人死亡的事件后，中国政府宣布在新疆开展为期一年的反恐怖主义镇压行动。警方在第一个月逮捕了380名嫌犯，并以涉恐犯罪起诉300多人。
巴基斯坦也以同样落伍的方式，应对2014年12月巴基斯坦塔利班攻击白夏瓦学校的事件，该次攻击共造成148人死亡，其中有130名儿童。应对措施包括颁布国家反恐计划授权安全部队杀人免负罪责，成立秘密军事法庭审理涉恐嫌犯，以及取消非正式的暂停执行死刑，导致2015年1月至今360名囚犯遭到处决。无论这些措施能否有效对抗极端主义暴行，它们已经损害合法的政府制度与基本权利，其所造成的真空状态可能反被极端主义团体利用。
塔吉克也有样学样。该国尊重人权的程度在过去一年严重下降，政府宣布主要反对党，塔吉克伊斯兰复兴党，为恐怖主义组织，并予以查禁。当局以此禁令为借口，监禁近200名反对运动人士，逮捕数名律师及至少一名记者，并对非政府组织加以骚扰。
阿富汗所需要的是解决日益猖獗的塔利班威胁，同时维护基本权利，而中国、巴基斯坦和塔吉克的模式不足为鉴。2015年，该国遭塔利班夺占或围困的领土超过2001年以来的任何时期。塔利班能有如此战果，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军警暴行和官员贪腐所激起的民怨。阿富汗已经踏出错误步伐，使基本权利面临风险，更多的错误举措只会进一步激化不满和不稳定。
几个月前，加尼总统的一名顾问反驳我对记者遭遇威胁的质疑，强调阿富汗的媒体自由比所有邻国都大得多──这样的新闻自由标准实在不高。自2014年以来，阿富汗媒体面临到愈来愈大的威胁，而且源头不只是塔利班。阿富汗政府没有对记者遭暴力攻击的案件进行侦办起诉，并且严格限制媒体不得报导特定议题。
阿富汗政府还紧缩在押人员的权利。军警拘押下的酷刑问题始终严重。尽管联合国年复一年发布报告和建议，要求防止拘押场所酷刑泛滥，阿富汗政府仍旧未曾起诉任何涉嫌酷刑的官员。新法允许安全部队不经审判即可无限期羁押嫌疑人，将使在押人员更容易遭受不当对待和虐待。
亲政府民兵团体──某些军阀视之为抵抗塔利班的必要屏障──行为凶残，是帮助塔利班去年斩获广大领土的关键因素。虽然加尼总统承诺约束这些民兵团体，近几个月却有部分政府官员积极召募新的“全民反抗（national uprising）”武力等非正规部队，加速民心背离的恶性循环，有利于塔利班势力进一步壮大。
以压迫和虐待应对塔利班威胁，是自扯后腿的危险做法。它不应被当做打压异议人士或逃避究责的借口。相反地，政府应当以尊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态度来应对威胁，采取包容和改革的措施解决造成武装反抗的根本问题，并以健全的司法及其他政府制度提供救济、疏导正当的政治诉求。
阿富汗正面临紧要关头。持续改革并保障基本权利是在该国建立可持续和平的关键。阿富汗政府应当向房将军表明，阿富汗人民珍视自己的权利与自由，不愿犠牲这些宝贵价值换取一个虚假不实的反恐怖主义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