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应当立即释放显因政治动机被捕的四名广东劳工维权人士。
“对这批劳工维权人士的正式批捕，标志中国政府自习近平掌权后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显着升级，”亚洲区主任布莱德・亚当斯（Brad Adams）说。“在习近平统治下，当局日益对维权人士显露敌意，他们的行动在两、三年前还不会被视为威胁。”
2016年1月8日，广东警方正式逮捕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主任曾飞洋和两名工作人员朱小梅、孟晗，以及另一劳工维权组织南飞雁的主任何晓波。
前述四人于12月3日遭广东省警方拘留，同时被捕的劳工维权人士共有十馀人。警方并在北京逮捕了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前员工汤健（网名“北国”），以及番禺区劳动者互助小组的主任彭家勇。同样在12月3日，广州海哥劳工服务部也有数名员工被广州警方带走，但不久获释。
12月4日，警方正式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拘留曾飞洋、朱小梅和孟晗。同一天，警方以不明理由指控何晓波“涉嫌职务侵占罪”而加以正式拘留。律师认为彭家勇也已被正式拘留。
依据中国法律，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正式拘留后，最长可拘押37天，期满必须移送检察院，由后者决定予以释放或正式逮捕。正式逮捕代表刑事诉讼程序进入另一阶段，实务上一旦被正式逮捕就极有可能遭法院定罪判刑。
这四名维权人士被正式逮捕前，非政府劳工组织在过去一年遭到日益严重的骚扰，包括工作人员被不明人士殴打、某些组织被当地民政局威胁撤销登记等等。这种骚扰可能与2015年劳动争议件数据报创下历史新高有关，所谓劳动争议包括因中国经济增长趋缓而产生的罢工和劳工抗议。据香港劳工权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 统计，2015年共发生2,774起罢工事件，大多数起因于拖欠工资。
打击劳工维权组织，似乎是中国政府广泛打压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措施。公民社会的其他主要支撑力量，包括新闻媒体、网络用户、律师和学者，也都遭遇攻击。政府进行打压的手段还包括借口国家安全颁布和起草多部法律，限制公民社会团体从事倡导。例如，中国全国人大于2015年5月公布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一旦制定通过，将使公安机关有权许可和监督非政府组织的业务，并严重限制后者向国际组织寻求资金与合作的能力。
“中国政府迫害劳工维权人士无异搬石砸脚，因为他们担负着工人与企业之间的桥梁角色，”亚当斯说。“当局必须停止将任何持异见者视为敌人而加以监禁，并且应当开始与这些倡导劳工权利的先驱者合作，因为他们为中国各地工厂的劳资和谐贡献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