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維權人士许志永可能正坐在北京某间牢房中，感到哭笑不得。1月22日，当他以莫须有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名在法庭上遭受政治审判，他的支持者们在法庭外被警察拖走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现自己突然成为全球舆论审查的焦点。
当天，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公布资料指出中国“太子党”──现任和曾任中共高层干部的子女──及其他知名企业界人士涉及“利益冲突和暗中利用政府公权力”。这些资料显示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拥有一家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地产公司的五成股权。尽管这些资料本身不足以证明邓家贵或习近平涉及违法行为，但已使这位中国国家主席面临公众近距离检视的压力。
在那个星期三，习近平可能正苦思如何与家人切割以免卷入丑闻风暴，许志永却在与受政治干预的司法系统斗争。经过一场不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审判──例如法院不准许志永的律师交叉诘问或传唤证人──许志永继续遭到羁押，等候1月26日宣判时可能蒙受最高五年的徒刑判决。
ICIJ的爆料及其对习近平反腐斗士形象的挑战，使许志永的诉求得到充分支持。许志永倡导强制所有政府官员公示财产以杜绝贪腐；许多人认为他的这种主张正是政府决心令其下狱的原因。
许志永对政府的骚扰恐吓早已不陌生。2003年，他在法律维权方面初试身手，成功促请中国政府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这种制度授权警察在街头任意逮捕拘禁任何“不受欢迎人士”，特别是移民工。同年稍晚，许志永参与创立法律援助机构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Open Constitution Initiative），后更名为“公盟”，致力推动法治和宪政。2009年7、8月间，警方捏造罪名，以公盟收取耶鲁大学捐款后逃避纳税为由，将许志永拘留三星期。政府的压力导致公盟于同年解散。
但促使北京设法叫许志永永远闭嘴的，可能是他透过新公民运动把矛头指向官员贪腐。新公民运动是他在2012年五月参与组织、致力推动公民权利的运动。警方在2013年4月将他拘留，两个月后正式逮捕。起诉书指控许志永于做为“首要分子”于2012年7月“组织、煽动…百馀人到国家教育部门前聚集，并张打横幅、肆意喧闹，且抗拒、阻碍公安民警执法，造成该处秩序严重混乱。”起诉书又说，许志永利用“官员财产公示”话题，“组织、策划多人在公共场所聚集，”暗示任何抗议行为皆为非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所保障的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许志永──致力通过体制内和平途径建设更公平和谐国家的一名温和法律学者──身受的苦难，与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形成巨大反差，后者身边的亲戚朋友正在累积与自身能力不成比例的财富，藏在海外避税天堂。
这该足以摇醒那些自以为是的学者们，习近平并非他们笔下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领导人，甚或一位带有改革“基因”的自由化舵手。这种臆测多半源自其父习仲勋过去担任高官时的改革派背景。习近平本人的领袖魅力和言谈风格，与其前任胡锦涛的倨傲身段和陈词滥调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也的确推动了一些政策革新，是他的前任们不愿或缺乏足够政治资本去实施的，例如废除侵权的劳动教养制度和微调所谓的一胎化政策。
但必须与这些进步等量齐观的是，为了收紧对公民行动界限的控制，当局从2013年3月起在全国各地逮捕拘禁逾50名公民社会维权人士。8月，习近平政府对互联网发动近年来最严厉的一波打压，鼓励公安机关将数百名互联网用户拘留数天，并关闭了一百多个由公民记者建立的“非法”新闻网站。对许志永的起诉和毫无根据的定罪，不过是另一个例证，说明习近平和前任同样敌视公民们为质疑令许多人感到压迫的现状所作的努力。
北京对许志永的迫害，从短期来看，势将对处境原已宭困的中国维权人士和公民社会行动者造成寒蝉效应，并迫使原已谨小慎微的中国公民由于无法掌握政府对于可接受的异见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认知界线而更加迟疑不前。
然而长远来看，许志永和习近平之间的分歧将形成对中国未来愿景的竞争──身陷囹圄的许志永还没有输。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他所谓的“中国梦”，即在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含糊笼统的词句，暗示著延续中国共产党65年来对权力的垄断，所带来的疑惑多过激励。在此同时，许志永的愿景，铺陈在法官阻止他当庭念完的最后陈词文章中，显得更为具体而富有内涵，著重于个人权利和建立一个为民服务的政府。
他在最后陈词中说：“新公民运动倡导每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做公民，把公民的身份当真，我们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臣民、顺民、草民、暴民。”正是因为这样的愿景，许志永和其他抱持同样信念的中国维权人士已使中国的既得权力者寝食难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