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府大举镇压人权律师十年之后，仍在不停迫害律师并使他们噤声。
- 习近平政府试图根除人权律师的影响力，并逼迫其余法律职业人士为中共政治议程服务。
- 中国政府应停止迫害人权律师，恢复他们的执业资格。关注此事的各国政府应公开声援人权律师，并对在海外寻求庇护的中国人权律师伸出援手。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在镇压人权律师的“709大抓捕” 十年之后，仍在不停迫害律师并使他们噤声。中国共产党还加强对更广泛法律职业的思想管控。
2015年7月，中国警方在全国各地逮捕、审问约三百名律师、律师助理和维权人士；他们属于被称为“维权运动” 的松散群体，这个运动的影响力从2003年到2013年逐渐壮大。有些人遭到强迫失踪数月和酷刑虐待，其中10人被判处重刑。此后十年，当局持续对其中许多人进行监控、骚扰、公开羞辱和连坐处罚，并且吊销或注销这些律师或其律师事务所的执照。
“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府试图根除人权律师的影响力，并逼迫其余法律职业人士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议程服务，” 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说。“当局十年来不让人权律师发声，但许多律师另辟蹊径对抗社会不公。”
人权观察查阅了与卷入“709大抓捕” （因逮捕行动始于7月9日而得名）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管理有关的官方法规文件。人权观察也访问了七名人权律师和一名未曾参与抗争的律师。
除了持续骚扰律师，当局也更加频繁要求律师展现对党的“绝对忠诚” ，规定所有律师事务所成立党支部并服从党的领导。政府扩大公共法律服务，一面扶植获党认可的律师，一面排挤人权律师，把司法制度当作排解冲突、巩固社会控制的工具。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应停止迫害人权律师，向过往至今受迫害者提供赔偿，并恢复这些律师及其律师事务所的执照。在709大抓捕周年纪念日，关切此事的各国政府应公开声援中国人权律师，并对在海外寻求庇护的中国人权律师伸出援手。
“中国人权律师及其家属为了努力协助中国民众伸张正义而付出惨重代价，” 王松莲说。 “外国政府应抵制对他们的持续迫害和噤声，给予他们国际认可、声援与实际援助。”
习近平统治下对人权律师的压迫
2003年前后，许多中国律师和法学专家乘着中国政府大谈依法治国的机会，开始为民众主张宪法和公民权利。借着司法诉讼，他们结合维权人士、调查记者以及2000年代早期审查相对宽松的互联网使用者，协力要求地方官员为圈地、强迫拆迁等各种人权侵害负起责任。
人权观察2008年发表的报告发现，这些律师和法学专家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经常面临暴力、恐吓、威胁、监控、骚扰、任意拘留、检控以及暂时或永久剥夺执业资格。尽管如此，一名受访律师指出，这个阶段的律师群体仍能在“有限空间” 中呈现出“组织化、政治化〔与〕国际化” 的趋势。
随着习近平在2012年年底上台，中国政府旋即着手打击萌芽中的公民社会，并加紧管控互联网、媒体和学者。 2014年，当局开始逮捕起诉著名人权律师，包括浦志強、唐荊陵和许志永。 2015年7月，当局大举逮捕约300名律师和法律维权人士，日后被称为“709大抓捕” 事件。
一名当时的人权律师受访表示：
习近平针对维权人士的镇压是⋯⋯并非针对特定少个人的⋯⋯。原来抓捕的是越过红线的、冒头的、上街的⋯⋯现在的目标则是对民间社会一网打尽，要清除民间集结的节点、消灭民间领袖的萌芽、瓦解民间反抗的能力，甚至要在行动者筹划行动之前就预先打击。
十年来，遭709镇压入狱者虽已先后获释，有些人至今仍受到密切监控和骚扰。当局对他们的住宅断水断电、有时切断电话线，迫使他们一再搬家，任意限制他们的金融存汇，并以各种方式逼使一些律师丧失执业资格。著名人权律师刘晓原为促使公众关注709律师的困境，曾在网上贴出自己在街边坐地卖药的照片。
当局还对某些人权律师家属实行连坐处罚。法律维权人士吴淦的父亲表示，他遭到多次刑拘，总计关押近两年。多名人权律师希望将子女送往国外求学以摆脱骚扰，均遭阻挠。
中国当局对王全璋律师现年12岁儿子的迫害特别恶劣。不仅全家被迫一再搬迁——警方曾在两个月内逼迫他们搬家13次——而且多次因警方施压学校将他退学而被迫转学。
当局不仅试图惩罚、边缘化人权律师并根绝他们的影响力，还想改变他们的公众形象。公安部曾在2016年发文指称人权律师“以‘维权’⋯⋯为名、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之实” ，操作“种种黑幕” 以达到”不可告人目的” 。这些抹黑手段对整个法律行业的伤害延续至今。
一名人权律师表示：“过去我们被看作敢于对抗不公的正义象征，现在却成了‘敌对势力’。”
另一名人权律师说：“我曾在我居住的社区做普法，还一直反对清零政策，我觉得我是在做公益，没想到多次被邻居质疑是不是间谍。”
十年来对人权律师的抺消如此有效，以致律师同行也对这个群体一无所知。一名不曾参与维权运动的北京律师告诉人权观察：“你说的这些〔人权律师的〕名字，〔例如〕许志永、丁家喜、周世锋等等，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是2015年开始执业，但那时候他们已经在社会面上被完全抹除了。”
中国政府也想铲除人权律师的国际影响力。十年过去了，当局仍然禁止许多709律师出国旅行。
卢思位律师（并非709镇压对象，但曾公开声援709受害者）于2023年逃出中国，但遭老挝当局逮捕并遣返回国。法院将他判处11个月徒刑。余文生律师（曾为多名709律师担任辩护人）及其妻许艳因试图会见欧盟官员被判刑，当局借此表明任何律师若与外国政府保持联系便可能受惩。
未曾参与维权运动的受访律师表示：
别说去使馆谈关于人权的事情了⋯⋯我去了美国使馆和加拿大使馆参加了几次看电影的文化活动，就被当局警告，不要再接近使馆了。
一名受访律师表示，大抓捕十年后，中国人权律师面临到司法部门和（受官方控制）律师协会的“更全面、更精细” 的打压，以及“人盯人” 的监控策略：
你刚发一个微博，刚发一个公众号，他就马上给你打电话了，甚至对一定数量的律师，司法行政部门已经到法庭那里去跟踪、旁听，这些是以前不常有的，这些年已经发展成一种系统化的策略。
另一名受访人权律师说：
以前打压维权律师是很赤裸裸的⋯⋯说抓就抓，黑头套一戴就人间蒸发。现在手段变得更隐蔽、更“讲规矩” 了。这反而更可怕，因为外界不容易看出来，也就更难发声批评。
有关律师的管理规则包括《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两者都在2016年修订，后者又在2018年修改。根据这两部法规，律师事务所有责任确保所内律师不得参加或鼓励他人参加任何被当局认定“危害国家安全” 的活动，例如“联署签名” 或“打横幅” 。这两部法规还授权司法当局对不守规定的律所或律师勒令停业。
追求共产党利益的律师兴起
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后，逐步强化中共对社会和国家机构的控制，实施更严密的思想管控，并将毛泽东式的激进语言和思维重新注入政治论述。据报导，当局于2013年下发“九号文件” ，内容似乎包含“七个不要讲” ，即不准公开讨论法治和司法独立等“意识形态禁忌” 。
习近平扭转中国政府一度接纳的自由主义司法改革，将法律变成工具，用以巩固他个人和党的权威。他日益频繁强调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要求律师对党“绝对忠诚” 。 2016年，当局发出《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呼吁建设一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的高素质律师队伍” 。
2018年，受政府控制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修改章程，在成立宗旨中加入 “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等文句。政府同时修改《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要求律所必须：
⋯⋯坚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对律师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从业的基本要求⋯⋯。
新修订的办法还要求律师事务所应“在条件具备时” 成立党的基层组织。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律所应成立党组织，不足三人的也应采取其他方式确保党的领导。据《法制日报》报导，截至2019年年中，全国所有律所都已达成以上要求。相关条文还规定，律所的决策和管理机制须有党组织参与，人事管理和案件分配当然包括在内。
在此同时，政府将扩大法律援助及其他公共法律服务列为优先施政项目。中国法律学界估计，2022年全国刑事犯罪嫌疑人中百分之20至30有律师辩护，其中由政府出资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约占百分之60。
居住香港的中国法学家傅华苓在202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这样的公共法律服务已经变成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 ，用以确保社会矛盾在激化失控前得到排解，从而“由街头回归法庭” 。他写道，一种“将法律援助和公共利益法律〔连结到〕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意识形态” 的论述正在兴起。而这种“社会主义法治” 又被整合到习近平大力提倡的“枫桥经验，〔即〕通过因人因事制宜的法律干预⋯⋯以预防和主动化解纠纷为优先的治理模式。”
换言之，法律制度本身被用来分化中国民众，引导他们远离以前部分人权律师促使民众组织起来对抗社会不公的做法。一名人权律师认同这种看法，她告诉人权观察说，这将有助于政府收编法律职业：
在人权律师被清洗、消声之后，中国政府有组织地精心扶持立场亲党的⋯⋯“国家指定律师” 占据敏感案件的辩护席位。这样的指定律师适用范围越来越大，除了政治敏感案件，现在已蔓延到更广泛的刑事案件⋯⋯。
她说，这相当于缓慢地架空刑事辩护制度，让律师辩护制度沦为形式：
他们配合当局劝服被告人认罪、劝阻家属维权、否定人权话语，他们掩盖司法滥权，配合程序违法，极力阻止媒体、人权组织获取消息。
中国人权律师的未来
中国人权律师的近期前景十分严峻。著名法律工作者如许志永和丁家喜正在坐牢，高智晟从2017年被迫失踪至今。其他人，例如李方平和李金星（又名伍雷），已带着全家远走海外。
一名熟悉这个群体的律师表示，尽管人权律师不能再以组织化的形式存在，仍有很多律师愿凭一己之力捍卫人权：
有一些律师选择了不说话，埋头赚大钱，但是仍然有很多律师，坚持抗争，虽然调子低了一点。还有一部分律师，我认为被迫转向了半地下化的这种方式，比如为法轮功〔受迫害团体的修炼者〕辩护的律师们，为〔地下／家庭教会〕基督徒辩护的律师们，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仍然出现在法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