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处理家里的《苹果日报》？”
最近一位香港朋友跟我通电话，聊到一半突然压低声调这样问我，她指的是2021年被政府强迫关闭的民主派报刊。
“我该把它们扔掉，还是寄到你那里？”
我跟香港友人们谈话，近来常常穿插像这样的悄悄话。 上星期，香港制定了严苛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这是2020年以来透过立法对香港自由的第二次严重打击。 俗称“23条立法”的这部新法，将持有“对境外势力有直接或间接用处”的资讯这种定义模糊的行为也列入刑事犯罪。
香港曾是让人能免于恐惧而生活的所在。 它曾拥有法治、生猛的出版业和对当权者发挥制衡作用的半民主议会，从而造就一座自由活力傲视全中国的城市。 凡是1980到90年代在中国长大的人，对梅艳芳等香港艺人的广东流行歌曲几乎都能琅琅上口，但中国政府对此感到芒刺在背——因为它反映出自由的魅力和吸引力。
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时，香港市民怀抱善意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承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将维持50年不变，而且会逐步实施特首普选。
此情不再。 现在，香港人正在默默寻求自保，扔掉那些慷慨激昂的日子里留下的书本、恤衫、影片、电脑档案和其他文件，当时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也因其居民对自由的强烈渴望而闻名。
我常开玩笑说，我根本不需要看像是《使女的故事》或《饥饿游戏》的反乌托邦惊悚电影。 长期在香港、中国两地生活和工作，我太了解怀着往昔自由生活的记忆陷入日益加深的高压统治是种什么滋味。
由于中国政府多年来一再食言，香港人几乎每年都得在炎炎夏日走上街头捍卫自己的自由。
2003年，50万人示威迫使香港政府搁置了23条立法的首次尝试。 2014年，数十万人和平占领香港部分地区长达79天，抗议北京方面出手干预以确保只有中共接受的候选人能参选特首。
但香港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猝不及防，他曾一手策划远在中国另一边的另一场残忍镇压。
2017年，我开始收到有关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少数民族消失于新疆地区“政治教育”营中的报导。 设法逃出来的人们告诉我，新疆边境突然封闭使逃跑变得难如登天，过去被容许的言行——比如只是到邻居家祈祷——现在可能使你坐牢。 官员会到你家里搜查书本和饰品。 维吾尔人纷纷丢弃古兰经和阿拉伯文书籍，以免被怀疑对中国共产党不够忠诚而失踪或入狱。 一名男士告诉我，他把衣橱里印有哈萨克地图的T恤烧掉（许多新疆居民属于哈萨克族，亲属关系跨越边境），因为任何外国联系都变得十分危险。
当这些关于镇压和恐惧的故事陆续从新疆传出，香港人马上感同身受。
2019年，香港政府提出一项允许对中国引渡的法案。 恐惧和愤怒——以及香港人面临背水一战的感觉——引发了为期数月的抗争行动。
2019年的抗议口号之一——“今日新疆，明日香港”——当时在我看来有些夸张。 五年后再回头看，实在是先见之明。 如今，轮到香港人把家里的危险书籍和T恤丢掉了。 我认识的一些人悄悄退出了包含许多境外机构和个人的线上聊天群组，因为仅仅这种接触就可能导致这些组织在香港的成员遭遇风险。 还有许多人开始停用社交媒体，同时已有数万人离开香港。
中国政府于2020年强行在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并利用这部法律将香港民主运动领袖一网打尽。 超过千人至今仍在狱中。 独立自主的工会和媒体因担心被捕纷纷解散。 图书馆将数以百计书籍报刊下架。 电影、戏剧一律接受审查。 公务员不能再保持中立，而是强制宣誓效忠政府。
港区国安法和上周通过23条立法内容同样宽泛、模糊且粗率，目的在彻底瘫痪各项公民自由，将各种保护人民自由的制度转变为镇压工具。 根据23条立法，凡参加“受禁组织”会议或泄露“非法”和定义模糊的“国家秘密”者，一旦定罪可能面临十年重刑。
中国政府用“法治”之类的字眼包装这种镇压手段，造访香港的旅客往往惑于这座城市繁华如昔的表象而对正在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 其他国家因此可以把头埋进沙堆——无法对中国政府的受害者产生同情，对他们在日益沉重的压力下喘不过气的处境也缺乏共感。
一位香港朋友告诉我，许多他认识的人已对突然失去自由感到麻木，只能漠然坐视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归于灰烬。 但也有许多人在这些年里愈发坚强起来，持续表露希望与反抗意志。 近二十年大规模抗争打造出的社会团结不会轻易消亡。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本月调查发现，超过百分之80的香港人仍然渴望民主，无论这种可能性如今看来遥不可及。
中国政府希望世界忘记香港，忘记这座城市昔日的模样，忘记遭中国政府背弃的承诺。 但香港人永远不会忘记。 请不要停止你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