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是一场大规模的人权危机，为了缓解这一危机，世界需要中国政府采取紧急行动。但北京是否能够在不进一步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减少对环境的损害？我们有理由忧虑。
看看临汾的故事吧。临汾是山西省的一个地级市，它是中国最大煤炭产区之一。作为全国大气污染防制行动的一部分，当地政府在2017年颁布了燃煤污染防治规定，将某些地区指定为禁煤区，自2018年该条例生效实施后，凡非法燃煤可处人民币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2019年12月，《新京报》记者到当地一个村庄调查上述规定对居民的影响。他们发现，虽然地方政府试图以免费安装天然气暖炉来缓和禁用煤炭的冲击，但村民大多无力负担燃气费用。以一位六旬男性为例，他告诉记者，若要让家中足够温暖，每个月要花人民币2千元——整年下来将远超过他2千至3千元的年收入。因此，他只好每晚睡在做饭的灶台旁边，靠着余温入眠。
若发现村民私自烧煤，检查员会没收炉具，甚至拘捕违规人员。官员有时还趁家中无人，翻墙进屋搜查燃煤设备。
尽管空气污染确有下降，但这些规定对那些无力负担取暖费用的家庭所造成的直接损失，除了在官方严控的中国媒体与网路上见到几篇经过审批的报导以外，几乎无人关注。临汾个案具体说明了中国政府正在推行的那种环境治理模式：一种自上而下、有计画地忽视和剥夺人民权利的措施，并利用监控技术确保国家控制。然而，这个故事基本上被遗忘了。
面对全球暖化的重大挑战，许多人热切期盼中国——迄今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能够大幅减少排放。 2021年，一批环保团体要求美国总统拜登“摒弃在美中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对抗途径”，以便争取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北京近期的相关承诺令人更充满期待。在2021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力争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他并宣告中国不再 “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在11月的COP26气候峰会上，中美两国宣布就减缓气候变化措施加强合作，包括减少甲烷排放、保护森林和淘汰煤炭。
但在人们因为能与中国当局就此议题合作而兴奋忘我之前，他们应该深入了解中国当局实际想做什么，及其必然导致的人权侵害。事实越来越清楚，中国政府一直在利用环境议题来巩固政治控制、扩张本身权力，不惜牺牲境内和（越来越多的）境外人权。
在北京的绿色铁拳下
中国政府近年来确实在追踪环境恶化方面取得某些进展。举例而言，北京地方当局自诩在2013到2021年之间将空气污染（PM2.5细颗粒物的年均浓度）降低了百分之63，被美国总统欧巴马气候变化特使办公室中国事务顾问卫凡斯（David Vance Wagner）誉为“十年前几乎无法想像的非凡进步。” 根据发表在《自然论丛：地球与环境》（Nature Reviews Earth & Environment）的一项研究，到2020年为止，中国的“碳强度已较2005年水平下降百分之48.4，即将达成国家适当减缓行动和国家自主贡献所定下的目标”——这是一项重大进展，尽管新冠疫情肯定发挥了极大作用。
但这一进展有其人类成本，而且往往是由最弱势者承担最大部分的直接损害。
举例来说，过去十年为缓解高度污染，当局在北京、天津及其外围的河北省一刀切关闭了无数工厂。中央政府在全国受影响地区为煤炭工人安排新职或提供职训、并在转业期间给予补助的计画，至今未做有系统的成效评估。然而，根据一项研究报导，来自京津冀地区的传闻证据显示，当地产业转移已导致失业率升高。根据该研究对一名当地利害关系人的访谈，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大多是“低教育程度、低技术且没有保险”的劳工。
其他研究所见略同。有一项研究发现，在高污染行业占当地GDP百分之40的河北省邢台市，因产业转型被解雇的工人当中有百分之37没有找到新工作。河北宣化国有企业宣化钢铁厂停产后，在2021年9月前解雇了全体员工——占当地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一名受影响劳工在微博发帖说，被解雇劳工“如鱼在砧板，无助可怜”，极需官员关注。
为了让生活在北京市内的人们享受更洁净的空气，北京周边地区的居民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代价。“为了北京的蓝天，为了环保，有多少河北人失业在家，河北人牺牲了这么多却还是被北京忘了，” 一位网民在微博贴文说。
中央政府在发展清洁能源方面，采取的是跟关闭污染源大致相同的战略。在今年2月2022北京冬奥开幕之前，中国老早就承诺全程使用可再生能源。近年来为达此目标，崭新的风电和太阳能项目在北京近郊建设起来，不只为奥运会，也要为整个北京提供清洁能源。但有报导指出，当局为建设基础设施将大量居民逐出家园，强迫他们接受对失去土地和收入的不充分补偿。抗议者遭到拘留甚至刑事控告。
以河北省保定市的黄郊村为例，当地官员要求农民以微薄租金将土地租给一家国有企业，建造一座占地广衾的太阳能产业园区。 “同一块地拿来种玉米，我们能多赚一倍以上，”一位龙姓村民2021年12月告诉法新社。 “现在土地没了，我只能靠打临工勉强糊口。”龙家因为太阳能农场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田地， “他们的收入太少，冬天只能烧玉米壳和塑胶袋取暖，”记者写道。龙姓村民因为抗议这样的安排而以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入狱九个月。
对北京来说，这一切可能被视为成功的代价。官方《河北日报》去年12月报导说，河北全省所有农村都已改用清洁能源取暖。但很多人认为得不偿失。在微博上，不少当地居民愤怒抱怨买不起天然气供暖： “年年过冬年年挨，呜呼哀哉！” “恶心恶心那恶心，都快冻死人了” “清除穷人后［国家就］国际化了，是我们不配［活着］了”。
绿色监控
土地征收问题、劳工转业困难以及清洁能源价格昂贵，或许可说是所有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都无法避开的挑战。但并非所有政府都会利用这些问题作为加强控制的契机。
利用技术监控人民生活的各个面向，以确保所有法令获得遵守，是中国式治理的基本要素。人权观察广泛记录了当局不相称、不透明和歧视性的监控操作，它们侵犯了中国十几亿人民的隐私。由于缺乏司法独立，中国人民几乎没有能力抵制政府的监控或寻求救济。
可想而知，中国政府也利用其强大的监控力量来执行环境法规，进一步扩大监控范围，强化国家对人民生活的渗透。例如，武汉当局在武湖架设禁捕监管智能化系统，配备高画质监视器和无人机，缉捕非法捕鱼人员。据《长江日报》2021年9月报导，系统侦测到一名男子偷钓后，当局在三分钟内赶到现场，没收了他的渔具。“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浓雾，只要有人，就会被系统发现，” 记者打趣说。在其他地区，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报告称，该省到2018年底已安装4,336台监控摄影机，用来侦测农民燃烧“秸秆”。 （作物收割后焚烧残余茎叶，是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之一。）
以无人监控来执行捕鱼和烧茬禁令不一定有问题；美国也以这种方式取缔超速。但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当局设置这些高科技监控系统，却没有说明收集数据的范围、共享或存储数据的方式以及是否用在超出法律许可的目的，而且被监控人无法申诉。
上海2019年实施的垃圾分类回收规则，可作例证。许多市民面对严格而复杂的分类规则感到十分沮丧，有学者称之为“环境独裁制度”。地方当局使用各种“妙招”，例如安装小型录影监视器、打开垃圾袋翻查快递单和外卖单、采用刷卡才能投放指定垃圾箱的智能卡，以便监控居民的垃圾倾倒行为。当局表示，监控系统不仅可以抓出不遵守垃圾分类的人，还可以侦测社区中的其他“异常情况”。“如果某户居民投放量特别大，［我们］可查看房屋是否有［违法的］群租现象， ”一位社区物业的党支部书记说。在北京和杭州某些地区，垃圾桶的盖子配备了人脸识别技术。
这些监控系统都是中国政府为塑造社会行为而长期发展的“社会信用”体系的一环。这个体系会奖励自然人和法人的良好行为，惩罚其不良行为。目前整个体系仍然高度分散而且分布不均，主要被各地政府当局用来执行其政策优先事项。在常州和贵阳，遵守垃圾分类是良好 “社会信用”的标准之一。在上海，若没做好垃圾分类可能不利就业与贷款申请。
扼杀公民社会
除了监控之外，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承诺还涉及到严格限制公民和民间团体的相关言行。政府似乎有意垄断环境知识的生产和政策的执行，不容许任何异议。
由于习近平政府对公民社会的严厉控制，世界各地要求采取更积极气候行动的游行示威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多年来，当局一再镇压环保抗争，逮捕了数十名环保维权人士、举报者、记者和相关公民。社交媒体上披露环境恶化场景和有关当局失职的帖子悉遭删除。
再举一例，2018年起，警方一再骚扰青少年气候运动者欧泓奕。她多次发起单人抗议行动，学校为避免因她的行动惹来当局关切而不让她继续上课，促使她最终离开中国。 2021年9月，宁夏法院将环保人士李根山判处四年半有期徒刑。李热衷保护濒危动物，曾因举报内蒙古沙漠遭排放污水而闻名。 2021年12月，江西法院以 “扰乱社会秩序罪”将三名抗议工厂污染的村民判处缓刑。
中国政府也收紧了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自 2017 年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严厉新法生效以来，许多曾与境外捐助者和团体合作从事能力建设和议题倡导的中国环保组织被迫解散。仍继续运作的团体不得不小心翼翼，一面对政府措施表示支持或提供建言，一面巧妙地加以批评。他们不会总是成功。 2021年11月，上海仁都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因为公布海洋污染数据高出官方数字数倍，遭当局指控非法接受境外资助收集敏感海洋数据。
北京如此举动让公民社会和环境都受到损伤。李逸飞和夏竹丽（Judith Shapiro）对过去20年中国大型“走向绿色”项目的研究表明，环境监管工作在结合公民社会参与时最为有效： “与直觉相反，国家主导的环境保议主义在追求保护生态和良好治理方面的成功，依赖的不是强大的国家机器，而是国家权力的制衡机制。封闭的、受使命驱动的国家总是事倍功半，开放、协作且适应性强的国家才能稳操胜券。”然而，习近平对公民社会的加紧镇压，使得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合作的可能性日益渺茫。
“洗绿”对社群的犯罪
在中国的边疆和境外，中央政府的绿色行为变得更加极端。
在西藏，从2000年代初以来，政府以扶贫、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名义，将至少180万藏族游牧民迁入强迫安置在定居房舍。对于这项彻底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政策，藏人不但无法参与规画，也无法挑战政策实施，因此造成的损失只能得到微乎其微的补偿。尽管越来越多的生态证据表明，原住民管理和畜群流动具有保护草原碳汇的重要作用，前述政策仍然照常实施。
一些藏族人告诉人权观察，他们认为迁移和 “改造他们村庄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加强中国政府对藏人的控制，而藏人早已面临以打击民族分裂主义情绪为名，在政治、宗教和文化表达方面的严厉限制。”同样地，当局于2020年以防治空气污染为由，禁止在西藏拉萨一座重要寺院外举行的燃烧杜松树枝等烟供仪式。当地居民认为这是进一步收紧对宗教活动限制的举措之一。此外，西藏著名环保人士和慈善家嘎玛桑珠（Karma Samdrup）于2010年被捕，以莫须有罪名判刑15年。嘎玛桑珠的弟弟仁青桑珠（Rinchen Samdrup）同样从事环保活动，也在 2010 年被判处5年徒刑。
中国对待新疆的方式，也有环保主义的因素。一般认为，应对气候危机需要全球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中国主宰着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供应链，从能源矿产到风电涡轮机、车用电池和太阳能板的制造。而这是以人权为代价的。
新疆，中国西北1300万突厥裔（维吾尔）穆斯林居住的地区，生产占全世界供应量百分之45的多晶矽，即制造太阳能板的主要材料。根据多方指控与报导，当地也是中国当局实施危害人类罪行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禁、酷刑、大规模监控、文化与宗教迫害、拆散家庭、强迫劳动和性暴力。关于维吾尔强迫劳动与太阳能产业的全面研究揭示，主要太阳能企业全都得益于至少一部分的强迫劳动，包括中国政府以 “劳动力转移就业”名义由新疆各地转来的工人，其参与者必须经过旨在灌输效忠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培训。 2021年6月，美国政府基于对供应链上强迫劳动的疑虑，禁止从新疆进口一部分太阳能产品。
这是不足够的。中国占有全球稀土产量近百分之70，稀土中的多种元素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必要原料，但价格高昂，而且提炼过程必须使用潜在有毒化学品。但据新闻报导指出，这些金属在开采和提炼过程中通常没有充分保护开采人员。长期接触这些金属可能导致严重健康风险，包括癌症、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以及心血管与呼吸系统问题。采矿废弃物也会对周遭居民产生有害影响。
中国的威权主义式环境治理也正在迈向全球。该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即2013年启动、涵盖70余国的一项兆元基础建设与投资计画，已经遭到环境保护措施不足的批评。近年来，中国政府已更加强调“一带一路”项目的可持续性，但即便绿色“一带一路”项目也常被质疑侵犯人权。
许多由中国政府出资兴建的大型水电站，尽管常以环境清洁与可持续能源为标榜，却造成原住民社区遭圈地迫迁而饱受批评。在柬埔寨和几内亚，人权观察纪录到桑河下游二级（Lower Sesan 2）水电站和苏阿皮蒂（Souapiti）水电站工程导致成千上万民众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遭到侵害。
2021年12月，巴基斯坦数千民众抗议中国兴建瓜达尔港（Gwadar Port）。当地居民表示，这一港口项目被中国政府描绘为绿色产业发展的“明珠”，却破坏了他们赖以为生的渔业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
操作绿色杠杆
北京很清楚它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关键角色，而且加以利用。一方面，北京不断表现出对国际合作的热情。今年 1 月，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的讲话中敦促各国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并表示中国 “愿同各方携手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据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在气候变化等具体领域的合作 “与整体的中美关系息息相关”。换言之，北京有意以气候变化合作为饵，在贸易和领土争端等重要议题上要胁其他国家。
在许多不同事件上，北京已摆明不惜利用包括与能源有关的经济安排，来争取它认为更重要的政治目标。 2010年，为应对中日领土争端，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稀土。 2019年中美贸易战期间，习近平视察全球最大稀土供应商金利永磁公司，提醒世界留意中国对这种具重大经济利益材料的垄断。 2020年，尽管国内电力短缺，中国政府仍决定暂停进口澳大利亚煤炭，以回应堪培拉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对新冠病毒起源及其他政治不当作为进行调查。立陶宛中国贸易协会指出，在2021年两国就台湾问题发生争执期间，中国国有能源企业与立陶宛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合作的兴趣突然“冷却”。各国应将这些事件引为前车之鉴——特别是为转型到清洁能源而依赖中国原料供应的国家，或对中国净零排放承诺给予全力赞扬的国家。
气候危机对全球人权构成了巨大而前所未见的挑战。作为世界最大排放国，中国既扮演关键角色，也负有人权义务，应致力减少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但这应当意味以不造成中国各地人民权利受摧残的方式加以执行。人民可以不必冻僵就得到清洁空气；居民不应只为丢个垃圾就被迫交出生物识别数据；没有人应该为了向全球市场供应太阳能板而被强迫劳动——这样的交易不该存在。
相反地，中国政府应以尊重人权的方式实施其重大且急需的气候行动，全球环境运动则应要求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负起适当的责任。关于与中国当局进行气候变化合作的讨论皆应以此为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