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人权观察今天发表详细问答指出，各国政府用来对抗新冠病毒疫情的手机位置跟踪程序为人权带来重大风险。这种程序在防控疫情方面的效用尚待验证，却可能假借公共卫生之名实施不必要且不相称的监控措施。
这份问答题为《手机位置数据与新冠病毒》，检视各国政府如何以不同方式利用手机及其他装置的地理定位和距离信息，及其为隐私权带来的风险。文中说明中国、以色列、韩国、美国及其他国家如何使用这种技术，并且提供建议与指导原则，藉以评鉴各种使用手机定位数据的工具或程序所引起的人权风险。
“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对人民权利做某些限制是合理的，但有时人们被要求牺牲隐私交出个人数据，供未经测试的技术使用，” 人权观察数字人权高级研究员黛伯拉・布朗（Deborah Brown）说。“防控疫情和社会重新启动都是必要目标，但我们不需要普遍监控也能做到。”
尽管保护人类生命和公共卫生是任何决策者的首要关切，但人权观察警告，各国政府和私部门不应推广或使用未经验证和未经测试的技术。历史上有关紧急状态措施的经验教训是，只要监控开始实施，通常都会遭到滥用而无法达成预期目标，而且一旦得到批准就经常被延续超过原定期限。手机跟踪程序原本是暂时性的措施，只能在疫情得到控制及疫苗完成之前实施，但它有可能持续下去成为广泛监控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隐私权若受过分限制，其他权利将更容易受到侵犯，例如迁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手机网络数据分析可以创造出细粒度的实时定位能力，各国政府可以用它来执行严厉的隔离检疫措施。如果使用时缺乏透明度，而且数据的收集、存储与使用没有明确限制，就很容易出问题。若在一些原本就常用侵犯性监控的国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它可能会造成歧视与压迫变本加厉。
人权观察并且警告，过分依赖手机位置跟踪的防疫措施将会排除边缘人群，因为他们可能无法经常上网和使用手机，而他们的健康和生计将因此陷于危险。有些社群，例如移民工、难民和街头流浪人员，因为住所狭促而影响接触者追踪App的精确性。还有些人因为遭受数十年的暴虐监控与迫害，可能对跟踪技术抱持极大戒心。
“手机跟踪解决方案会造成防疫双重标准，可能使最贫穷、最弱势的人群受到忽略，” 人工智能与人权高级研究员卓恩铭（Amos Toh）说。“若缺乏少数人和其他边缘群体的有效参与，技术驱动的应对措施恐怕反而对那些受到病毒侵袭最甚的群体造成更严重的系统性不平等。”
追踪新冠病毒的各种新创技术是否能符合必要性与相称性的国际人权标准，仍有很大的疑问。人权观察表示，各国政府应首先解决比较根本的问题，即这些技术在应用之前是否已通过科学验证，或者它们是否可能错估个人感染风险或误导公众。各国政府还应当评估是否有其他较不影响人权的抗疫途径，包括已经证实有效的防控方法，例如以人工进行接触者追踪以及扩大实施精确筛检与治疗。
“在乞灵于数据驱动技术之前，我们必须追问几个根本问题：它有效吗？我们要付出多少自由与健康的代价？” 布朗说。“时间至关重要，但应对疫情绝不能一味横冲直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