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这天，38岁维权人士王美余的太太得知丈夫已在湖南某看守所死亡，距离他被警察拘留不到三个月。王美余长期举牌抗议，要求习近平下台、领导人民选。
王美余遗孀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她看到丈夫的遗体“脸上、鼻子都有血...一眼看上去不像我老公。” 她说，“我只知道，我老公进去时是正常的，肯定在里面是受到不为人道的虐待。”
一般人只看得到中国官媒新闻，根本看不到王美余的死讯──或其他千千万万中国公民与政府冲突的信息。控制信息一向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核心，随着10月1日建国70周年逼近，宣传机器更是火力全开。中国民众耳里只能听到习主席吹捧党的丰功伟业，各界人士受访大谈爱国情怀，眼里也只能看到政府又造出崭新的高速列车、尖端武器和高新科技巨构。
“实际上有两个中国，” 学者钱理群在某次讲座说道，“一个是历史叙述和宣传机构不断在那里放大的一个中国，一个所谓高歌猛进，一路前行的中国。其实还有一个被摧残，被抹煞，消灭于黑暗当中的中国。”
作为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我对后一个中国有些认识。你只要在这呼吁社会公义和自由就会被监禁，在网上发帖批评国家领导人就可能被失踪；甚至，当你为土地征收要求合理赔偿，就可能被宣告为精神病患关进医院。
在这个中国，有一百万新疆突厥裔穆斯林因为民族认同遭到拘押，连他们的孩子也被强迫住校。在这个中国，千百万女性因为计划生育被迫绝育、堕胎，超生儿童无法注册上学。
“另一个中国”被中共极力否认、不让任何人谈起。
前几天我偶然看到一位不知名的上海女士在人权观察有关新疆研究报告的后面跟帖。这类信息总是受到中国官方屏蔽，因此她很可能是借着虚拟专用网络（VPN）翻墙出来浏览。她说当她知道政府如此残酷镇压，不禁“心情沉重”、“全身发颤”。她写到自己在第一个中国过着“美好安逸”的生活，直到在墙外网站上看到“另一个中国”，令她感到“止不住的恐惧”和“无能为力”。
大多数中国人至少暂时还能过上不受“另一个中国”打扰的日子，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突然落到另一边。大富豪肖建华和前公安部副部长兼国际刑警主席孟宏伟分别在2017、2018年被捕，现在都成为“另一个中国”阶下囚。一旦被打入黑暗深渊，想翻身可不容易。演员范冰冰被软禁好几个月，直到公开认错道歉才能再度露面。
人们都知道这些案例代表什么意义，只能尽量明哲保身。
去年，作家程秧秧在推特上回忆，她8岁就学会不能随便表达异议。她的推文说，当时她在日记写下前一天在奶奶家“热闹的晚餐”，包括大人们在餐桌上谈论政治。“我妈妈把那些句子全部划掉，涂得不能再黑，” 程秧秧的推文说，“并且叫我永远别再写这样的东西。”
不只是知识份子想逃，就连在民族主义高涨、与西方激烈对峙的时期，都有许多人盼望移民到西方国家。2017年，美国的投资移民申请名单将近百分之90来自中国。许多中国人选择把资产存放海外──近年资本外逃的力道之强，逼得中共不得不祭出最极端的管制措施。
毕竟，没人愿意步上肖建华或王美余的后尘。
中共统治七十年后的今天，亿万人生活在一个许诺物质上舒适便利、政治上团结统一的中国。但他们同时也活在对“另一个中国”的恐惧之中──中共领导班子就是靠着这一事实维系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