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企图利用高新科技从事恶毒勾当的报导，几乎已成家常便饭，人权观察也不断在收集习近平主席打造“数字极权国家”的证据。但北京要想全面控制人民日常生活，其实并不容易。人权支持者有的是机会可以把损害降低。
近来有些新闻头题令人毛骨耸然：“在中国，你的汽车可以跟政府说话。”“中国征召天才儿童发展AI‘杀手机器人’。”国家已开始利用“社会信用”系统，限制它认为行为不检公民的自由。为侦测政治威胁信号，政府积极建构大数据“预测性警务”系统，包括全民DNA、语音辨识数据库──但隐私保障尽付阙如。在西北部新疆地区对穆斯林的残暴镇压，就用上了各种高、低科技的监控工具。
然而，中国政府的群众监控能力外强中乾。“大数据是当红炸子鸡，但想像多于实际应用，”一位中国公安部门学者如此感叹，还说警方领导自觉“坐拥数据金矿”却无法充分利用。当局进行群众监控的野心受限于诸多因素，包括基本数据不可靠、不完整，以及不同公司开发的数据组和系统互不相容。
再者，中国各地公民经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逃避监控。社会信用系统黑名单？拿身分证以外其他证件就能回避管制。行动电话被监控？维权人士早已熟习各种摆脱警方追踪的办法。
从2016年末尾开始，北京在新疆实施“严打”，同时付出巨大努力强化监控措施。其中称为“结亲”的计划──即派遣官员到穆斯林家里同吃同住，藉以进行监视和思想灌输──动员了110万政府官员，监视1,300万穆斯林居民。
这些计划依赖钜细靡遗的数据输入，可持续性令人怀疑。地方官员必须焚膏继晷──从黎明到午夜，几乎没有假日──才能维持群众监控和其他压迫措施所需的“动态”数据流。
中共官员的马虎怠惰也不利监控。一位新疆妇女告诉人权观察，她本来应该被软禁，但负责看守她的那些人拍了她在家附近各种活动照片后，就各自回家了。这些看守人员事后用这些照片向上级交差，假装是不同日子拍摄的。
中国当局无疑正走向不祥之路──世上没有什么比一个拥有尖端技术的强大人权侵犯者更令人担忧了。但我们还有时间阻止、甚至逆转这个趋势，使利用科技压迫人民成为众人唾弃之事。
为此，各国政府和科技公司应从恪遵既有隐私保护措施做起，这些措施已由各项国际人权条约确立。包括美国等有关国家必须彻底清查群众监控技术如何被转移给中国当局，尤其是中国公安部门，并且研究相关技术转移的管制办法。协助中国政府侵犯人权或强化监控能力的科技业者，也应负起责任。
日益凶狠、蛮横的中国政府确实是一大威胁，但自由世界不能坐以待毙。各国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可以感到恐惧，但应将恐惧化为具体行动，共同遏制中国的反乌托邦野心。
